读到一则高考的旧闻，忍不住抄录下来。
1921年夏，林巧稚赴上海报考北京的协和医学院。那一届只招收25名学生，录取率很低。而女学生更难录取。在最后一场英语笔试时，一位女学生突然因中暑被抬出了考场。因为是女生，监考男老师不便施救，正束无策时，林巧稚放下试卷就跑了过去，对姑娘实施急救。姑娘终于慢慢醒过来。而这时考试收卷时间到了，林巧稚原本最有把握考好的英语却没有做完试题。她回到厦门，以为这回必定落榜了。可是一个月后，林巧稚却收到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原来，监考老师专门为她给协和医学院写了一份报告，尤其称赞她乐于助人，处理问题沉着、得当，表现出优秀的品行，同时也特别肯定了她的英语对话口齿清晰，应对从容。报告就附着在林巧稚未做完的英语试卷后面。协和校方看了报告，认真研究了她的考试成绩，决定录她。因为对于一个未来的医生来说，这种乐于助人、救死扶伤先于考虑自己的精神这就是宗旨。
林巧稚对于现在许多人来说，可能已经陌生。她是中国伟大的母亲和婴儿的守护神。在五、六十年代，她是全中国致力于科学事业女性的楷模。
记录这则旧闻我想说的是当下的高考，考场停着救护车，医护人员全天候守护，再也不用考生去抢救考生了。周围车辆停驶不能有任何噪音。考试环境得到了最大的保护。但是另一种保护呢？这种一次考试分数就决定一个人录取与否，而不能全面考察学生的方式，是否合理？当然这是个沉重的老话题了。林巧稚如果没有当时校方的果断决策和自主权，没有监考老师的客观反映与评价，会成为由全世界医学泰斗组成的世界卫生组织的顾问吗？而且这位中科院的学部委员(院士)林巧稚她是其中唯一的女性。
话说回来，即便我们扩大学校录取的自主权，在腐败无处不在，已经衙门化的高校，能多大地保障其公平性呢？许多艺术院校不是不得不用隔幕来考录学生吗？即使我们扩大中学的推荐权，但假的三好学生，假的获奖证明，不是盛行吗？今年一些地方不是就大量出卖运动员等级证书吗？社会的诚信何在？我们只有制定出似乎更严格的技术性措施来堵塞漏洞，却无法填补在理想、信仰上的精神缺失。每当我们想用一种更加人性、更加人文、更加合理、更加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方式来改善我们体制上的缺陷时，但总有一个黑洞，把阳光都吸收干净，这个怪圈让人们惶恐不安，这就是我们当下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