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余虹跳楼自杀。余虹作为优秀人才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引进为责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并成为文艺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余虹是文艺理论与美学领域最负盛名的中年学者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余虹的跳楼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冲击波，在世人眼里应该说余虹是一个成功人士，没有任何自杀的理由。但是成功人士就不自杀吗？答案却是否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应该是世界级的成功人士吧，可是日本的川端康成自杀了，美国作家海明威也自杀了。因此人们开始将此事放到了人生信仰的层面进行思考。
如果说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忧郁的川端康成是唯美主义者。他的作品始终贯彻着日本文学传统的美的意识,他笃信佛教中的禅宗,对禅宗的教典推崇之极。他在《文学自叙传》中写道,我相信东方的古典,尤其佛典. 川端康成对“万物如一”.“永生不灭”、“轮回转生”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佛教思想尤其崇拜。在他看来,人世间万物的生与死是无常的,,生为死之开端,死为生的开始,甚至视死亡为完美,是一种高尚的艺术。那么美学学者余虹怎么看待死呢？他在为他的老师石璞百岁寿辰写的博客《一个人的百年》中说：“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曾提出一个无法选择的难题：活还是不活？活下去就’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不忍受这一切而挺身反抗呢？如果死亡真像一睡了之那么宁静也就好了，但谁知道这一睡之后会做什么梦？谁知道那死亡之地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死比生更糟？谁知道呢？因此，我们说那些活着的人和那些以死反抗的人多少都是令人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决断和承担，而不像那个丹麦王子停留在无解的思虑中而放弃做人的责任”。这段话表白了余虹对死有过严肃的思考，但他在博客最后写道：“在石璞的百年生涯中，革命、战争、改革、政治、资本、主义、运动、敌人、人民、平等、自由、民主、女权、解放、反动、进步、国家、民族、中国、西方、阶级、政党这些巨大的词眼曾让多少弱小的生命为之激动和献身。在今天，要想象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坚持学术所承担的风险已经很难，在今天要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那些斯文扫地的日子就更难了。石璞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就是命运。如何过一种不如意的生活？是高漂在事事如意的幻想中，还是切实面对不如意的现实？是牢骚满腹地抱怨命运，还是心平气和地承担命运？是在不如意的生活中沉沦，还是在一种精神超越中自持？石璞选择了后者，因此而走过了百年。也许现在可以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了：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石璞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回望百年，从新青年到红色教授，再到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曾经让石璞热血沸腾的主义与真理如烟而逝，惟有最朴素的良善与最传统的智慧还与她的生命同在。那良善与智慧是让一块石头成玉的珍宝吗？“石璞”之名有什么微言大义？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许英雄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负与担当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样举重若轻的人让生命看到了希望。”
余虹清楚现实的困顿，但他在先生的身上看到了生命的希望。象石头一样坚强、坚硬、坚持的生命。
那么海明威为什么自杀呢？当年海明威在获奖演说中曾这样叙述自己的心情： “如果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就必须面对永恒，否则每天都会走下坡路。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写完一本书只是标志着他要写出更高水平的书的开始。”人无权决定自己的生，但可以选择死。当对生活的失望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时，人就会决心了其终生。一贯信奉“活着，则应勇敢地活下去”的海明威，当他无法继续被视为生命一样的写作时，当他无法找到在这种困境中活下去的理由时，这位硬汉就毅然决然地自杀了。应该说，无法进行创作的绝望，是促成海明威自杀的根本原因。仅仅肉体上的病痛决不足以击倒这位硬汉。海明威去世前一天，在给他的渔民老友富恩特斯的信中说：人生最大的满足不是对自己地位、收入、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满足，而是对自己的满足。对自己的不满足和无法满足，最终导致了海明威的饮弹自尽。难道余虹也是对自己的不满足吗？这倒有可能。他的同事说：余教授，受困于完美主义信念倾向。这种极端主义的信念可以成就他的学术成就，也会造成他的巨大人生痛苦和困扰。最后导致了他的灭顶之灾。 作为学人，他是精心于研究海德格尔的。按照海德格尔的诗性之思，世界本身是无意义的，但生存的现实性却迫使诗人赋予生活以意义。诗人于是试图通过诗的语言来完成对意义的创建。诗的语言翻转生存世界的语言，在对整体的世界意义的期待中重构生命。在意义破碎的“贫困”时代，诗人要行走在极度孤独中的旷野和大地上，维护人的尊严，探究终极的救赎，寻找已隐遁的神迹。而往往谁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谁就占到了一个没有信念依恃的危险边缘。用歌德的话来说，谁站在这样的边缘，就得自杀或者发疯，别无出路。余虹在《一个人的百年中》说：“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在今天，要想象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坚持学术所承担的风险已经很难，在今天要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那些斯文扫地的日子就更难了。”余虹希望学术完美，希望斯文高洁。近百年来我们何曾有这样的时候，我们被战争饥饿困扰，被山河破碎撕裂，被政治风暴裹挟，被金钱浪潮浸染。不安宁的世界让追求完美的心格格不入，充满痛苦。我们忘记了，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魔鬼也乘虚而入。因而社会是复杂的：正义与邪恶并存，美好与肮脏交织。这个世界有错，我们个人何曾不犯错。我们完全可以原谅这个世界，这样就可以原谅自己。正是这复杂的社会，缤纷的万象构成这浩浩世界，朗朗乾坤，所以说，这世界需要追求完美的心去铸造，人类文明才得以薪火相传。在给文学院的遗书中，余虹表示，自己在人大的经历是“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祝福所有朋友”，“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余虹教授走了，他不肯蝇营狗苟，用勇气选择了尊严。但如果他能原谅世界，原谅自己，用他完美的心，来打造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对我们是一件何等幸事。在这里让我想起了另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他对事业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是堪称文人学者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