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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轸

April 2008 - 文章

  • 那年那月那日

       那年那月那日,准确地说,就是1967年6月6日。那年是什么年?是文化大革命转为武化大屠杀的一年。那月是什么月?是盛夏初始,武斗暴烈之初。那日是什么之日?是我人生经历最难忘的一日,惊险的一日,恐怖的一日。
      1967年2月,叶剑英、陈毅、谭振林等一批老帅“大闹怀仁堂”,与康生、张春桥等拍桌子对干,这就是那年的“二月逆流”。全国从那时开始,造反派矛头指向军队。我所在大学和城市,造反的红卫兵们,4月开始在军事武装指挥机关静坐示威,并发起冲击。大学期间,我在同学眼里一直是很“右”的学生,对专业不太感兴趣,床头堆满文学书籍,经常奉读外国小说,向同学推荐吴晗的历史小丛书,吹捧邓拓的《燕山夜话》写得好。加上出身不好,1966年“文革”一来,就不是“右”,而是“反动”了,剥夺去北京见毛主席的资格,更不可能加入任何红卫兵组织。本能地对那些掌权造反的反感。为了不闲着,弄了个类似出版组织的《朝晖》社,搜集些小道消息,摘抄些红卫兵报打发日子。也悄悄地弄来几个市委领导干部,找他们谈话,帮他们写检查,想让他们过关,解放他们。到了67年2月后,文革武斗之风愈演愈烈,知道自己在学校呆不住了,就在窗外挂出白旗,4月25日,回了宜春的家。回到家里,每天给生病住院的母亲送饭。有空就和宜春地区京剧团做美工的挚友欧阳荻呆在一起。
      欧阳荻是极具天赋的画家,66年前就有5幅版画入选全国美展,那年才25岁。他虽然年轻,家庭背景与我相似,政治上却极为小心谨慎,没参加任何派别和组织,也没戏演,整日悠哉游哉。我听他侃中国美术界的画家、画事,还有宜春文艺界的情色笑料。
      母亲出院后,我和欧阳几乎天天在一起,白天偶尔逛逛街,看街头大字报或听两派辩论,傍晚就去秀江游泳。当年他与一个学医的漂亮女孩互有好感,要我为他的情书起草,买水果罐头和一种叫糖枣的糕点犒劳我。多年后,我将此事说给他拉小提琴的妻子听,欧阳颇为羞赧地说:当年我好“魔”。“魔”是宜春土话,蠢的意思。陆续有在外地读书的好朋友和同学回来,武汉大学的赵春生、长沙铁道学院的李汝彤、江西师范学院的杨国华(杨帆)、邹宜生等许多人,而复旦大学的梁保华,北京师范大学的周仲凡、北京地质学院的柳有根这几位好朋友,只是大串联时匆匆一晤,那个夏天,他们没有回来。回来的同学,他们在学校大都是消遥派,回宜春后常聚在我家,闲聊,打扑克、下棋什么的,因为我家在城市中心,有一个大的客厅和好客的祖母。我家就成了一个消遥俱乐部,人进人出,颇热闹。也有回来闹“革命”的,当时宜春没有高校,外地和回来造反的大学生成立了一红卫兵联络站的组织,好象名称“省大中红司赴宜春调查团” 。具体做些什么也不知道。
      言归正传,说1967年的6月6日。这天一早,一位初中就和我同班的同学袁凯来到我家,有些紧张地说,有很多农民进城,对造反派示威,可能有危险,我在你这里回避一下。他是“调查团”的风云人物,在大学中文系读书。常在街头慷慨激昂地演说和辩论。他极聪明,读高中时象棋比赛就杀进宜春的前5名。朴克打得精确,稳赢不输。我说没问题,你安心坐吧,我出去看看。我走到街口一看,可不得了,满街的农民队伍,肩扛梭标或扁担,喊着口号,确实吓人。叫他躲在我卧室,别露面。过了一段时间,街上的口号一浪盖过一浪地飘过来,我又去看了看,街上的农民队伍越聚越多,我家独立小院不临街,但我走回来时,看见有几个可疑的人对着我家指指点点。进屋后对袁凯把情况大致说了一下,他觉得有危险。我考虑了一下,我一直呆在家,不会有人找麻烦。不过这一段时我家进进出出,来来往往许多大学生,也可能被人怀疑查抄一下。他觉得不安全,决定转移。我问他准备到哪里去?他想了很久,说,去他公公家,宜春话“公公”就是爷爷。就在市郊,袁家山,只有八、九里路远。我觉得可以,就问要不要我陪同,他说,一路走,有个伴。我俩就避开街道,抄近路,向北直奔城门洞,走过浮桥,走到郊外的青石板路上。 在那条通往乡间的小路上,我们感到了一种轻松,水田的稻秧插下有些日子,茁壮墨绿,天兰云白。我们边说边走。在路上劈面遇见一位高中的张姓同学,他用嘲讽的口吻对我们说,怎么啦?不在城里出风头,躲到乡下来了?显然,他知道城里发生的一切。我们没答话,一心往前走。远远看见一块红土坡地,有一个身影,袁凯说,那是我公公。
      6月初,还没有真正入夏,我衬衣外穿一件翻领蓝色便装,祖母新做的,因为从学校回家匆忙,身着棉袄,没带春秋衣。同学衬衫外是一件半新的军装,这是当年顶尖级的时装,红卫兵的标准装。而他80多岁的祖父,打着古铜色的赤膊,在种红薯秧。袁凯是长孙,其父亲在城里做点小生意,估计当年出身一栏填写着“贫民”字样。不然也不敢返乡“革命造反”了。他祖父看我们去了,很是高兴。就收拾好农具往回走。走在路上,他说了几句话让我心惊肉跳,冷汗直冒。他说,“你们不读书,回宜春搞些什么?我看莫搞,林彪是奸臣,他一付奸像,林彪是虎字旁边三把刀。毛主席才是真命天子,蒋介石也不行,将军头上一兜草,是草寇。”我听见此言,和同学面面相觑,估计他也一惊。这种攻击林副统帅的话,足以将牢底坐穿。老人家和他的另外两个儿子,也就是袁凯的叔叔同住一个带天井的屋场,却是分开过日子。早晨就在锅里闷好了饭,是吃一天的掺了红薯丝的饭。中午他炒了两个新鲜蔬莱,还有一碗咸莱,三个人吃掉了他准备吃一天的东西。吃完饭,我对同学使个眼色,走到屋场外,对他摇摇头,说我们走吧。同学知道我的意思,就说,走吧。到哪里去呢?真成了个难题。我突然想到欧阳荻,他去北京观摩学习话剧“张思德”,房间钥匙交给我了。我说,去地区京剧团吧,我有房间钥匙。挨到半下午,我们又往回走。天黑时,我们摸进京剧团的宿舍。
      这里是一个筒子楼,欧阳荻有一个单间,穿过走廊,进了那个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的房间。这幢宿舍楼不知何故,“今夜无人入睡”,平日人来人往,总是歌声亨唱或吼一嗓子的宿舍楼,寂寞萧杀。我没有开灯,俩人就挤在床上轻声说今天发生的些事,说着说着就睡着了。猛然,有一阵敲门声。有人质问,“谁在里面?”我没有吱声,“我知道有人,快开门。”随即敲门声更加急促。声音嘈杂,不止一人。我知道躲不过,就放下蚊帐,对袁说,你装睡,别起来。我拉亮灯,打开门,走廊上有三男一女,手持电筒,个个带着某组织的红袖标。我问他们,“什么事?”领头的说:“你是谁?怎么进来的?”“我是欧阳荻的同学,他要我代看房间。”“欧阳获呢?”“不是去北京观摩戏了吗。”“床上是谁?”“我邀来的伴。”“你有证件吗?” 我掏出了学生证,那领头的看了看袁凯,没再说什么,都走了。
      其实这头头,是我小学的同学,姓孙,出身梨园世家。从四、五岁就练武功,据说为练功经常挨打,读到小学4年级,就辍学了。因为筋斗翻得好,曾入选江酉省体操队。是我国第一个能空翻720度的运动员,曾获第二届全运会自由体操第9名。很多年后想起这事,我总想问问,他是不是看到学生证,记起了我的名字,所以放我一马,没再查呢?但再也没见过他。他们走后,我抬手看了看表,凌晨2点整。这是块瑞士产英纳格表,大学二年级时,母亲从手上摘下给我的,这表当年价格是260元人民币,相当她半年工资。
      我们再也睡不着,讨论呆在这里有无危险。这些来查询的人,是与造反派对立组织的成员,他们是否认出了袁凯?是否会带农民来抓人?这些悬疑让我惴惴不安。商量结果是:暂避是非之地,他清晨离开宜春,乘火车去南昌。袁说,口袋一分钱都没有,怎么走得了?我说到我家去要吧。说走就走,我们悄没声息地走出了京剧团的宿舍楼。出得门来是宜春台附近的沙子巷,从这弯曲下坡小巷可走到中山路,向右一拐,再走200米,就到我家了。快到巷口时,我自作聪明,觉得走大街危险,就从旁边一条小巷横穿过去。刚进入这条横巷几步,就看见地下稀稀拉拉散坐着一些农民模样的人,我心想,这么多的老表,半夜起来排队买豆腐呀。越往前走,人越多,个个都肩扛扁担什么的。心里正疑惧着,迎面走来两个人,身着类似工装的蓝上衣黄绿军裤,腰间却佩着手枪,查问我们干什么的。我说:“在京剧团工作,画布景,加班,回去睡觉。”这两人打量我们一下,没说什么,各自前行。可是我们脚下却几乎挪不开步子了,地上挤挤挨挨坐满了农民,不仅肩扛扁担,还有手持梭标的,这时我意识到,走进了一个包围圈。怎么办?再往前走是不行的,我对袁说,旁边是李某同学家,我们暂时到他家一避吧。袁点了点头。站在李家门口,我正欲敲门,又犹豫了,这种乱世,半夜三更会把人吓倒吧。我说,直接绕过房子,向南门走,去车站,爬火车,一走了之。
      房子后是篱笆隔出的一块小菜园,一片漆黑。刚拉开篱笆门,前面一声断喝:“谁?”我俩赶紧蹲下。“谁?出来!不然开枪了!”这让我害怕。我按下袁凯,自己站起来,走了出去。前面又是一排黑鸦鸦的人群,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包围圈,这是包围圈的第二道防线。站在面前是两个没有帽徽、领章的武装人员,用一枝手枪指着我厉声问:“干什么的?”周围同时站满了手持短木捧的的人。我没吱身。“证件!”我掏出学生证。“大学生!造反派!红卫兵!”查证人大惊失色。有两人立马一左一右抓住我的胳膊和手腕。其中一个盯着我的手表看了几秒钟。“还有谁?”我仍没作声。这时查证件的人对着漆黑的菜园大叫,“出来。”袁凯这时也走了出来。
      袁凯一出来,立即炸了锅。他们大叫,抓住了打人凶手。并用绳子将他反捆了起来。我是这次他们精心策划摧毁造反据点,打垮造反派行动的第一个俘虏,袁凯是第二个。大约抓住了袁凯这个大头目,他们没太理我。我趁他们没注意,把手表揣进内衣口袋。有几个手持木捧的人,押着我们,到俘虏营------设在县委县政府一座空置的象会议室又象仓库的房子里。我们被押着走过当年宜春几乎是唯一的大街中山路时,有两辆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轰响,对着有名的造反派据点搬运公司,呼喊“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的口号。前面是“文攻”,后面是“武围”,动员那么多的人“农村包围城市”,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学活用,“文革”中的一大奇观。
      天亮了,俘虏营窗外有人窥视,有人大喊,“那是打人凶手!”,窗外涌来越来越多的人,问“谁?”,有人指着袁凯说:“他”。“谁?”“穿黄军装的。”“是他,是他。”我知道,袁凯从不会打人的,但抓“打人凶手”是最好借口。袁凯感到压力太大,说; “换件衣服吧”。我们将蓝黄上衣交换穿上。这以后找黄衣打人凶手的围观者,一下失去了目标,因为谁也不认识我。这时陆续抓来了更多的俘虏,是从不同的包围点抓来的。是各造反组织的头目。他们相识,互相对视。突然冲进一个人来,手握一根粗木捧,一手抓住袁凯,举棒就打。可就在举棒的一刹那,碰上了吊着的电灯泡。灯泡砰的一声响,可能把自己吓着了,也可能本来就是吓唬人,木捧没有落下来。这时走进几个管事的,巡视了一遍俘虏,把那些要犯,都隔离到另一个房间。这个喏大的房子,就剩下孤零零的我一个人。我正无所事事地打量屋顶上的横梁,猜测这房间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会怎样处置我?怎样处置袁凯和他的那些同伴?一个小伙子走到我面前,问:“你怎么也抓到这里来了?”我答;“不知道。”“和你经常在一起的人呢?”“谁?”“欧阳荻。”“他去北京观摩戏去了。”“你们俩关系好象不错。”“是朋友。”“他和我也很好。”“是吗?”“我跟欧阳荻学过绘画。”他接着说,“你走吧。”我看着他,他又说了一遍,“你走吧。”我看着窗外满大院成千上万,手持棍棒、扁担、梭标的农民,这是胜利归来的战士。我有些迟疑。他看出了我的惧怕。他说:“我送你吧。”后来我知道,他是一所中学一个派别的红卫兵司令,66级高三学生,姓刘。他陪我走过长长的台阶,走过那些挤满大院的农民,走过那些棍棒、扁担、梭标的阴影,一直把我送出宜春县委县政府大院。这是1967年6月7日上午8点。我赶到袁凯家,告诉他被抓。然后急忙回家。全家人看见我回来万分惊喜。祖父、祖母、母亲都说:急死我们了。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是昨晚在搬运公司门口看热闹的邻居告诉的。我说,我去南昌。当下就向母亲要了15元钱走了。我没有买票,绕过站台,走进车箱。当晚我住到江酉师范学院的同学宿舍,向他描述了宜春的那一夜。同学说,师院井岗山有个大会,你去说说。我拒绝了。我在南昌每天在各高校同学中混吃混喝、打扑克,看大字报。
      直到8月,江酉乱成一锅粥,发生了抚州枪战。程世清的支“左”部队来了,我才回宜春。这就是那年那月那日的事情。回来后我问袁凯,那天他们怎么你了吗?他说,没有,写了份检讨,就放回来了。我为什么过了40年,仍然要把这事写出来,因为这位刘姓同学,在宜春的当年8月的两派的枪战中,被打死了。我一直无法证实,但确实从此没见过他。一个学美术的中学生,在那种生死政治冲突中,有一份同情和善良,是十分难得的。如果他还在,一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画家或政治家。但他消失在那个荒唐的岁月,过了许多年,我写出来,为了那些被政治狂热席卷的亡灵。为了忘却的记念。          

    发表于 Apr 28 2008, 05:34 PM 作者 wwz200510 with no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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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年前的博客:西藏,西藏

    西藏,西藏(两年前的博客)
      七月一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各种媒体铺天盖地报导,与德国世界杯足球赛可以平分秋色,不过大多数人沉浸在赛事的欢乐之中,关注青藏铁路的人不一定多。其实青藏铁路世界性的影响并不亚于世界杯,可能我们仅仅把它视作一项伟大的技术工程,一个旅游项目而已。
      小时候猜过一个谜,谜面是:“东、南、北”,谜底很简单:西藏。但是谜一样的西藏并不那么简单。为什么做为佛教圣殿的布达拉宫建筑风格却与内地的大屋顶庙宇迥然不同?为什么在缺氧的高原藏胞们可以生龙活虎地生产生活?为什么有将尸块切碎喂鹫的天葬?为什么坚持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会主导转世灵童班禅的金瓶掣签仪式?酥油茶香吗?青稞酒是什么滋味?为什么艺术家们对这片高天净土都充满了敬意与赞叹?从毕淑敏的字里行间到陈丹青的线条色彩,曾以一曲《青藏高原》响遏云霄的李娜遁入空门,是接受了藏文化的结果吗?这一切都不再象文字游戏,这个谜团费猜测。
      前几天偶然读到一本香港明镜出版社关于西藏的书,象一盘大杂烩,将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教义、信仰与观念、国家与民族、文化与生活、佛与神、僧与俗、人与鬼,全都搅拌在一起,有中国官方的重要文献,也有西方舆论的转编摘抄。有当事人的亲历叙说,也有写书人演绎揣测。可说是五味杂陈。但是在这些杂乱的叙述中,仔细地阅读,依然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沉重,我在一些抱有敌意论述中,反而读出了中华版图的神圣性,读出了社会进步的必然性。这本书可以让人从各种视觉中认识西藏,解读西藏,1959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1949年之后,我国的决策者有许多灾难性的错误,如反右、大跃进、文革,但在西藏问题上8年的等待,表现了少有的耐心与温和。这本书的名字叫《天葬》。
      我最早认识西藏是在地理教科书中,那里有一座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而直接对我诉说西藏的经历的是我二姨,她是陕西省军区的一名军医,参加过59年的平叛,说到枪林弹雨中的经历与对和平的祈盼,让我记忆犹新。再就是两中学同学,是夫妇,女同学毕业于重庆七军医大,在西藏昌都工作,男的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却在内地工作。女同学身体不好,但坚持着。回老家探亲时,她伸出一双手给我们看,由于长期在低气压和缺氧的坏境下工作生活,指甲都凹陷下去了。男同学说:每次进藏探亲都苦不堪言,这个苦不是指进藏的公路上,而是为了搭乘汽车的等待中。为了等待进藏,在成都的招待所常常一住半个月甚至两个月。因为吃不起招待所的饭菜,只好买个煤油炉自已做饭。有一次我请他吃饭,特意烧了家乡特色菜笋干烧肉,可是他不动一筷,我挟起一些送他碗里,他说我在西藏吃怕了干菜,新鲜蔬菜是藏人的佳肴。在西藏只能吃到小白菜,五月还有胡萝卜粗细的莴笋。这是七十年代的事。今天客运列车只需48小时就可以从2千公里外的北京到达拉萨。我曾经疑惑,在缺氧的高原,怎样才能燃起机车动力呢?后来突然醒悟,飞机可以在万米高空飞翔,将航空技术稍作借鉴,不就可以解决吗?其实有些东西我还是想得太简单,冻土问题就不是天上的技术能解决,而由中国人解决了。
      有人说现在去西藏旅游最好走入乡村,拉萨现代化程度和内地一样,包括文化娱乐和生活方式。进入乡村的藏胞家,才能体验藏文化的原生态。如果仅仅要去看布达拉宫,我有一个蹩脚的建议,去承德。那里有一座清皇室仿建的喇嘛庙,外观和结构与布达拉宫一样,只是规模小些,在顶层,我见到了象征中华文化金碧辉煌的大屋顶,是真正的镀金,在阳光下灿烂夺目。

    发表于 Apr 25 2008, 12:34 AM 作者 wwz200510 with no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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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碎片与真相

    碎片与真相

    王文轸

      晨练,慢跑。因为早,所以沿街的店铺大都没有开门。城市的底层很多小店面,以前都是卷帘门,需要从上往下或从下往上轰轰烈烈地推拉。现在改进了,大多数里面是玻璃门,外面是可以左右推拉折叠式的门。左右一推,整齐地排列,是一个整块,这个整块合在一起,往往就是经营招牌,分别写上“烟酒副食、糖果饮料”或“五金家电、水暖器材”之类的字样。下班锁门,拉开来,只看见不锈钢栅栏上斑驳的红点,那些文字已经是碎片,你根本无法辨认原来写的是什么。

      有一天晨跑,在经过一家小店时,有了惊人的发现,在拉开的折叠门杆的被撕裂的碎片上,我读出了文字:“电动车配件,精修电动车”。怎么读出来的?是从侧面读到的。我无数次在这小店经过,也不止一次地张望并猜测这是一家干什么营生的店,然而只有店堂内模糊的暗影,因为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一直无法判断它的经营项目。这天,我在远侧,无意地张望,居然看见了那几个字,虽然有些夸张和变形,但白底红字,清晰可见。因为是从侧面看,所以那些从正面被拉成空格状的栏杆,就象聚合折叠了在一起,那些横、直、竖、撇、点的碎片就露出了真面目。这有些象历史,历史最后的书写,有时就是叠合起来的栏杆,上面写着真相和结论,而各种事件,就象是贴在漫长时间栏杆上的碎片。
      
      最近看到在伦敦、巴黎、旧金山奥运火炬传递时所遭遇的冲击、抢夺、躲藏的种种尴尬,藏独分子的丑恶表演,西方媒体的傲慢与偏见。让人怒火中烧。某些西方政客、媒体用人权、宗教、民主等普世价值巨大话语,或粗言暴口谩骂,象是栏杆的空格,分散在栏杆的碎片上。我们在这些碎片中读出的是什么?我们不必等待历史栏杆的叠合,再来读其真相和结论,我们可以从远侧就可以读出,西方国家某些人的恐惧、迷茫、压迫和灼伤。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对中国特色发展之路的迷茫,当中国人在全球化时代拥抱世界时感到的压迫,当中国人用热情去融于全球时感到的灼伤。

      纵观百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大体是在战乱、贫穷、屈辱与被宰割之中,在外扰与内乱之中。中国也仅仅在改革开放以来,有三十年的稳定与快速发展。中国人用歉疚的心反省自己的不足,中国人用谦逊姿态学习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国人用谦卑的姿态将自己的目标确立为小康。西方某些人的恐惧可能源于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中国虽然是笫三大经济体,但人均占有量仍然排后。西方某些人的迷茫可能源于中国发展模式。有人觉得,一个在没有政党竞争的社会,在一个稳定政权下的发展,是对于民主体制是不可思议的。我姑且不谈中国在努力学习和模仿,那么即便是中国特色的模式,它解决了世界最多人口的生存与发展,这种成功本身不就值得研究吗?中国和西方并没冷战和对抗,这两种不同的体制,用全球的眼光来审视,这也是一种竞争,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将其摆在较长的历史长河中,让人民来选择,让历史来辩论呢?西方某些人的感受的压迫,可能来自于中国商品对市场份额的占有,对劳动岗位的轮替。中国只是做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共同游戏规则之下,发挥各自的优势而已。这种世界性的分工中,谁得到的好处多,恐怕不用我多说吧?你们对标准的垄断,对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垄断,我们能说什么?中国虽然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可是贸易永远是互惠的。这也是中国人挣的血汗钱,而且贡献给了那些进口国人廉价的享受。中国对全球的拥抱并不太紧,也不应该有压迫感。只是全球化时代智力与苦力的各得其所,日子还长呢。中国用和平崛起向世界宣示,中国用和谐社会来抚平差距,中国用和解共生来融化国殇。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13亿人口的大国。当中国有一次圆百年奥运梦想的机会,中国人用特有的热情,不惜倾囊而出,来接待全球宾朋时,某些人却感到的是灼伤。这些人就是心胸狭隘的政客。他们觉得一个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展示出的进步会戳穿他们长期的谎言。所以他们以达尔富尔、用藏独掀起一波一波的浊浪来抵制“奥运”。奥运会是一次青春的盛会,健美的盛会。选择中国,选择北京,只是国际奥委会通过民主投票方式,对主办者的一次选择。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世界的期待。法国的一份报纸说,巴黎火炬传递过程中的受阻,是给中国的“一记耳光”。那这一记耳光不是打在你们强调的普世价值“民主”上吗?打在国际奥委会脸上吗?打在世界人民脸上吗?不,都不是,是打在策动羞辱火炬传递者的脸上,因为他们站在世界的对立面。即便是你用民主、人权的大棒来打击东道主中国,那么你尊重了13亿中国人民表达对奥运支持的人权与民主了吗?

      我用一个中国公民的眼光,从这些纷扰的碎片中,观察判断事件的真相,是否看走了眼?历史的折叠门会聚合起来,那时一定有结论。

    发表于 Apr 24 2008, 04:11 AM 作者 wwz200510 with no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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