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日，准确地说，就是1967年6月6日。那年是什么年？是文化大革命转为武化大屠杀的一年。那月是什么月？是盛夏初始，武斗暴烈之初。那日是什么之日？是我人生经历最难忘的一日，惊险的一日，恐怖的一日。
　　1967年2月，叶剑英、陈毅、谭振林等一批老帅“大闹怀仁堂”，与康生、张春桥等拍桌子对干，这就是那年的“二月逆流”。全国从那时开始，造反派矛头指向军队。我所在大学和城市，造反的红卫兵们，4月开始在军事武装指挥机关静坐示威，并发起冲击。大学期间，我在同学眼里一直是很“右”的学生，对专业不太感兴趣，床头堆满文学书籍，经常奉读外国小说，向同学推荐吴晗的历史小丛书，吹捧邓拓的《燕山夜话》写得好。加上出身不好，1966年“文革”一来，就不是“右”，而是“反动”了，剥夺去北京见毛主席的资格，更不可能加入任何红卫兵组织。本能地对那些掌权造反的反感。为了不闲着，弄了个类似出版组织的《朝晖》社，搜集些小道消息，摘抄些红卫兵报打发日子。也悄悄地弄来几个市委领导干部，找他们谈话，帮他们写检查，想让他们过关，解放他们。到了67年2月后，文革武斗之风愈演愈烈，知道自己在学校呆不住了，就在窗外挂出白旗，4月25日，回了宜春的家。回到家里，每天给生病住院的母亲送饭。有空就和宜春地区京剧团做美工的挚友欧阳荻呆在一起。
　　欧阳荻是极具天赋的画家，66年前就有5幅版画入选全国美展，那年才25岁。他虽然年轻，家庭背景与我相似，政治上却极为小心谨慎，没参加任何派别和组织，也没戏演，整日悠哉游哉。我听他侃中国美术界的画家、画事，还有宜春文艺界的情色笑料。
　　母亲出院后，我和欧阳几乎天天在一起，白天偶尔逛逛街，看街头大字报或听两派辩论，傍晚就去秀江游泳。当年他与一个学医的漂亮女孩互有好感，要我为他的情书起草，买水果罐头和一种叫糖枣的糕点犒劳我。多年后，我将此事说给他拉小提琴的妻子听，欧阳颇为羞赧地说：当年我好“魔”。“魔”是宜春土话，蠢的意思。陆续有在外地读书的好朋友和同学回来，武汉大学的赵春生、长沙铁道学院的李汝彤、江西师范学院的杨国华(杨帆)、邹宜生等许多人，而复旦大学的梁保华，北京师范大学的周仲凡、北京地质学院的柳有根这几位好朋友，只是大串联时匆匆一晤，那个夏天，他们没有回来。回来的同学，他们在学校大都是消遥派，回宜春后常聚在我家，闲聊，打扑克、下棋什么的，因为我家在城市中心，有一个大的客厅和好客的祖母。我家就成了一个消遥俱乐部，人进人出，颇热闹。也有回来闹“革命”的，当时宜春没有高校，外地和回来造反的大学生成立了一红卫兵联络站的组织，好象名称“省大中红司赴宜春调查团” 。具体做些什么也不知道。
　　言归正传，说1967年的6月6日。这天一早，一位初中就和我同班的同学袁凯来到我家，有些紧张地说，有很多农民进城，对造反派示威，可能有危险，我在你这里回避一下。他是“调查团”的风云人物，在大学中文系读书。常在街头慷慨激昂地演说和辩论。他极聪明，读高中时象棋比赛就杀进宜春的前5名。朴克打得精确，稳赢不输。我说没问题，你安心坐吧，我出去看看。我走到街口一看，可不得了，满街的农民队伍，肩扛梭标或扁担，喊着口号，确实吓人。叫他躲在我卧室，别露面。过了一段时间，街上的口号一浪盖过一浪地飘过来，我又去看了看，街上的农民队伍越聚越多，我家独立小院不临街，但我走回来时，看见有几个可疑的人对着我家指指点点。进屋后对袁凯把情况大致说了一下，他觉得有危险。我考虑了一下，我一直呆在家，不会有人找麻烦。不过这一段时我家进进出出，来来往往许多大学生，也可能被人怀疑查抄一下。他觉得不安全，决定转移。我问他准备到哪里去？他想了很久，说，去他公公家，宜春话“公公”就是爷爷。就在市郊，袁家山，只有八、九里路远。我觉得可以，就问要不要我陪同，他说，一路走，有个伴。我俩就避开街道，抄近路，向北直奔城门洞，走过浮桥，走到郊外的青石板路上。 在那条通往乡间的小路上，我们感到了一种轻松，水田的稻秧插下有些日子，茁壮墨绿，天兰云白。我们边说边走。在路上劈面遇见一位高中的张姓同学，他用嘲讽的口吻对我们说，怎么啦？不在城里出风头，躲到乡下来了？显然，他知道城里发生的一切。我们没答话，一心往前走。远远看见一块红土坡地，有一个身影，袁凯说，那是我公公。
　　6月初，还没有真正入夏，我衬衣外穿一件翻领蓝色便装，祖母新做的，因为从学校回家匆忙，身着棉袄，没带春秋衣。同学衬衫外是一件半新的军装，这是当年顶尖级的时装，红卫兵的标准装。而他80多岁的祖父，打着古铜色的赤膊，在种红薯秧。袁凯是长孙，其父亲在城里做点小生意，估计当年出身一栏填写着“贫民”字样。不然也不敢返乡“革命造反”了。他祖父看我们去了，很是高兴。就收拾好农具往回走。走在路上，他说了几句话让我心惊肉跳，冷汗直冒。他说，“你们不读书，回宜春搞些什么？我看莫搞，林彪是奸臣，他一付奸像，林彪是虎字旁边三把刀。毛主席才是真命天子，蒋介石也不行，将军头上一兜草，是草寇。”我听见此言，和同学面面相觑，估计他也一惊。这种攻击林副统帅的话，足以将牢底坐穿。老人家和他的另外两个儿子，也就是袁凯的叔叔同住一个带天井的屋场，却是分开过日子。早晨就在锅里闷好了饭，是吃一天的掺了红薯丝的饭。中午他炒了两个新鲜蔬莱，还有一碗咸莱，三个人吃掉了他准备吃一天的东西。吃完饭，我对同学使个眼色，走到屋场外，对他摇摇头，说我们走吧。同学知道我的意思，就说，走吧。到哪里去呢？真成了个难题。我突然想到欧阳荻，他去北京观摩学习话剧“张思德”，房间钥匙交给我了。我说，去地区京剧团吧，我有房间钥匙。挨到半下午，我们又往回走。天黑时，我们摸进京剧团的宿舍。
　　这里是一个筒子楼，欧阳荻有一个单间，穿过走廊，进了那个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的房间。这幢宿舍楼不知何故，“今夜无人入睡”，平日人来人往，总是歌声亨唱或吼一嗓子的宿舍楼，寂寞萧杀。我没有开灯，俩人就挤在床上轻声说今天发生的些事，说着说着就睡着了。猛然，有一阵敲门声。有人质问，“谁在里面？”我没有吱声，“我知道有人，快开门。”随即敲门声更加急促。声音嘈杂，不止一人。我知道躲不过，就放下蚊帐，对袁说，你装睡，别起来。我拉亮灯，打开门，走廊上有三男一女，手持电筒，个个带着某组织的红袖标。我问他们，“什么事？”领头的说：“你是谁？怎么进来的？”“我是欧阳荻的同学，他要我代看房间。”“欧阳获呢？”“不是去北京观摩戏了吗。”“床上是谁？”“我邀来的伴。”“你有证件吗？” 我掏出了学生证，那领头的看了看袁凯，没再说什么，都走了。
　　其实这头头，是我小学的同学，姓孙，出身梨园世家。从四、五岁就练武功，据说为练功经常挨打，读到小学4年级，就辍学了。因为筋斗翻得好，曾入选江酉省体操队。是我国第一个能空翻720度的运动员，曾获第二届全运会自由体操第9名。很多年后想起这事，我总想问问，他是不是看到学生证，记起了我的名字，所以放我一马，没再查呢？但再也没见过他。他们走后，我抬手看了看表，凌晨2点整。这是块瑞士产英纳格表，大学二年级时，母亲从手上摘下给我的，这表当年价格是260元人民币，相当她半年工资。
　　我们再也睡不着，讨论呆在这里有无危险。这些来查询的人，是与造反派对立组织的成员，他们是否认出了袁凯？是否会带农民来抓人？这些悬疑让我惴惴不安。商量结果是：暂避是非之地，他清晨离开宜春，乘火车去南昌。袁说，口袋一分钱都没有，怎么走得了？我说到我家去要吧。说走就走，我们悄没声息地走出了京剧团的宿舍楼。出得门来是宜春台附近的沙子巷，从这弯曲下坡小巷可走到中山路，向右一拐，再走200米，就到我家了。快到巷口时，我自作聪明，觉得走大街危险，就从旁边一条小巷横穿过去。刚进入这条横巷几步，就看见地下稀稀拉拉散坐着一些农民模样的人，我心想，这么多的老表，半夜起来排队买豆腐呀。越往前走，人越多，个个都肩扛扁担什么的。心里正疑惧着，迎面走来两个人，身着类似工装的蓝上衣黄绿军裤，腰间却佩着手枪，查问我们干什么的。我说：“在京剧团工作，画布景，加班，回去睡觉。”这两人打量我们一下，没说什么，各自前行。可是我们脚下却几乎挪不开步子了，地上挤挤挨挨坐满了农民，不仅肩扛扁担，还有手持梭标的，这时我意识到，走进了一个包围圈。怎么办？再往前走是不行的，我对袁说，旁边是李某同学家，我们暂时到他家一避吧。袁点了点头。站在李家门口，我正欲敲门，又犹豫了，这种乱世，半夜三更会把人吓倒吧。我说，直接绕过房子，向南门走，去车站，爬火车，一走了之。
　　房子后是篱笆隔出的一块小菜园，一片漆黑。刚拉开篱笆门，前面一声断喝：“谁？”我俩赶紧蹲下。“谁？出来！不然开枪了！”这让我害怕。我按下袁凯，自己站起来，走了出去。前面又是一排黑鸦鸦的人群，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包围圈，这是包围圈的第二道防线。站在面前是两个没有帽徽、领章的武装人员，用一枝手枪指着我厉声问：“干什么的？”周围同时站满了手持短木捧的的人。我没吱身。“证件！”我掏出学生证。“大学生！造反派！红卫兵！”查证人大惊失色。有两人立马一左一右抓住我的胳膊和手腕。其中一个盯着我的手表看了几秒钟。“还有谁？”我仍没作声。这时查证件的人对着漆黑的菜园大叫，“出来。”袁凯这时也走了出来。
　　袁凯一出来，立即炸了锅。他们大叫，抓住了打人凶手。并用绳子将他反捆了起来。我是这次他们精心策划摧毁造反据点，打垮造反派行动的第一个俘虏，袁凯是第二个。大约抓住了袁凯这个大头目，他们没太理我。我趁他们没注意，把手表揣进内衣口袋。有几个手持木捧的人，押着我们，到俘虏营------设在县委县政府一座空置的象会议室又象仓库的房子里。我们被押着走过当年宜春几乎是唯一的大街中山路时，有两辆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轰响，对着有名的造反派据点搬运公司，呼喊“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的口号。前面是“文攻”，后面是“武围”，动员那么多的人“农村包围城市”，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学活用，“文革”中的一大奇观。
　　天亮了，俘虏营窗外有人窥视，有人大喊，“那是打人凶手！”，窗外涌来越来越多的人，问“谁？”，有人指着袁凯说：“他”。“谁？”“穿黄军装的。”“是他，是他。”我知道，袁凯从不会打人的，但抓“打人凶手”是最好借口。袁凯感到压力太大，说； “换件衣服吧”。我们将蓝黄上衣交换穿上。这以后找黄衣打人凶手的围观者，一下失去了目标，因为谁也不认识我。这时陆续抓来了更多的俘虏，是从不同的包围点抓来的。是各造反组织的头目。他们相识，互相对视。突然冲进一个人来，手握一根粗木捧，一手抓住袁凯，举棒就打。可就在举棒的一刹那，碰上了吊着的电灯泡。灯泡砰的一声响，可能把自己吓着了，也可能本来就是吓唬人，木捧没有落下来。这时走进几个管事的，巡视了一遍俘虏，把那些要犯，都隔离到另一个房间。这个喏大的房子，就剩下孤零零的我一个人。我正无所事事地打量屋顶上的横梁，猜测这房间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会怎样处置我？怎样处置袁凯和他的那些同伴？一个小伙子走到我面前，问：“你怎么也抓到这里来了？”我答；“不知道。”“和你经常在一起的人呢？”“谁？”“欧阳荻。”“他去北京观摩戏去了。”“你们俩关系好象不错。”“是朋友。”“他和我也很好。”“是吗？”“我跟欧阳荻学过绘画。”他接着说，“你走吧。”我看着他，他又说了一遍，“你走吧。”我看着窗外满大院成千上万，手持棍棒、扁担、梭标的农民，这是胜利归来的战士。我有些迟疑。他看出了我的惧怕。他说：“我送你吧。”后来我知道，他是一所中学一个派别的红卫兵司令，66级高三学生，姓刘。他陪我走过长长的台阶，走过那些挤满大院的农民，走过那些棍棒、扁担、梭标的阴影，一直把我送出宜春县委县政府大院。这是1967年6月7日上午8点。我赶到袁凯家，告诉他被抓。然后急忙回家。全家人看见我回来万分惊喜。祖父、祖母、母亲都说：急死我们了。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是昨晚在搬运公司门口看热闹的邻居告诉的。我说，我去南昌。当下就向母亲要了15元钱走了。我没有买票，绕过站台，走进车箱。当晚我住到江酉师范学院的同学宿舍，向他描述了宜春的那一夜。同学说，师院井岗山有个大会，你去说说。我拒绝了。我在南昌每天在各高校同学中混吃混喝、打扑克，看大字报。
　　直到8月，江酉乱成一锅粥，发生了抚州枪战。程世清的支“左”部队来了，我才回宜春。这就是那年那月那日的事情。回来后我问袁凯，那天他们怎么你了吗？他说，没有，写了份检讨，就放回来了。我为什么过了40年，仍然要把这事写出来，因为这位刘姓同学，在宜春的当年8月的两派的枪战中，被打死了。我一直无法证实，但确实从此没见过他。一个学美术的中学生，在那种生死政治冲突中，有一份同情和善良，是十分难得的。如果他还在，一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画家或政治家。但他消失在那个荒唐的岁月，过了许多年，我写出来，为了那些被政治狂热席卷的亡灵。为了忘却的记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