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看他走路，还略显蹒跚，悬着两只发育还不健全的手。有时会双手掣着一杯豆浆，走一段路来送给他姨。他每天笑嘻嘻地站在街边张望，会不请自来站在桌前翻弄一下我看过的报纸，有时会悄悄地站在我身旁看我炒菜，再望着我吐出两个有些含混的字：“炒莱”。有时他会端着盛了饭菜的碗，一边扒饭，一边看我们吃，我挟菜给他，他会羞怯地说声：“不要”。他会在院子里抓住那只小猫，再抱在怀里走一圈。好象不太敢招惹那只刚下过狗崽，据说有牧羊犬血统的狗。其实那只狗也很温驯，因为我和几个客人，亲眼见到那只狗，横躺在我家门前台阶上睡觉，任由那只小猫匍匐在胸前吮吸它的奶。

　　他吐字还不十分清晰，也还不能表达稍微复杂的意思，但他知道邻居们在做什么。去年我在家维修一幢小屋，他几乎每天都会来看，问一句：“还做吗？”而且就这一句，每天都问。他和周围的邻居都熟悉，也记得各家来过的每一个客人。不管谁家来客，他都会及早到这家人的门口大声说三个字：“客来哩。”他知道我母亲喜欢打麻将做消谴，有时三缺一，他会早早地到门口说：“婆婆，妈妈来打麻将”。

　　读到这里，可能大家会猜，这孩子几岁呀？一个邻居的孩子就跟我提起过，要我猜。因为我知道他的年龄，所以我对这孩子说：要同情他，多帮助他。

　　他出生在“文革”其间的1968年，那年当干部的父亲被“专政”，当小学老师的母亲心身也受到极大的伤害，结果生下这个有智障的孩子。据说，他生活自理都困难。他腮帮、嘴唇，下巴上的胡茬已又黑又硬，每天仍挂着一脸天真的笑，四处游走。有时我会站在院落中静静地看着他独自嬉戏，心里充满怜悯。

　　有一天我上街买一份报纸，他急冲冲地喊我：“舅舅，婆婆有事。”并一把连推带拉扯着我走。那焦急的样子吓我一跳，以为我母亲有什么意外。我走到院子中一看，原来母亲一个人在太阳下拔院中的杂草。他觉得这应该我做，不能让八九十岁的老人做。

　　我突然生出一丝感动。他并不傻，我心底的那份居高临下的怜悯，没有多少高尚的成份。其实他有一份永远的童心和天真。他生活在他那个简单的世界里。他没有被熏染的欲望，也就不会有罪恶。反观之下，太多的思想，给自己和世界带来的只是痛苦和混乱。如果我们都能拥有一份简单朴素的童心，世界一定会清澈许多。

　　有人带给母亲一个口信，说她一位久居上海的老同学夫妇，在宜春著名的温泉胜地温汤疗养，母亲和我当即携带了些水果，前去探望。

　　母亲还说，把你刚出版的《独白与呓语》也带上。我说前面怎么称呼？母亲说：写伯父母。我便在扉页写上：张涛、袁祝萍伯父母雅正的字样。

　　母亲说，袁祝萍是她读师范时的最好同学，也是最好的朋友。她的先生张涛兄弟宜春是才子，也是父亲的同学。当年他兄弟就读南京中央大学，轰动宜春城。1950年，是她送袁姨去上海工作，他们全家得以团聚。这让我有去拜望长辈的感觉。

　　他们住在宜春温汤老年疗养院。这是一家可以接受老年人全程护理疗养的温泉疗养地，价格不高，两位同往，吃住和体检监护，每月1700元。张老说，他已经是第三年来这里，每次三个月。将腰腿痛症治愈，还消除了拇指增生手术后遗症。这个有800年沐浴洗足历史的小镇，现今确实打造得有模有样，是个洁净的旅游之地，休闲疗病的养生之地。张老近90高龄了，袁姨也85岁，他们都气色红润，精神矍铄。

　　我顺便问起中央大学往事，张老说，他读的不是中央大学，是政治大学，和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系同班同学。江总书记在美国专程拜望过的老师顾毓秀（王秀），是他们的曾经的校长。这让我大为惊讶。我问，政治大学还在吗？“在呀，我去年还到台湾参加了政治大学80周年校庆活动。”他接着说了政治大学的许多往事，还说到顾毓秀也是朱熔（金容）基总理的老师。

　　告辞时他拿出一册大书《百年火花》续集，说，这是我主编的一本纪念文集，回赠给你。并在我名后写上“先生雅正”遒劲字样。他说，看见你让我想起你父亲。这让我惶惑又生出一种敬意。让我惶惑是他称我这“后生”为“先生”，让我陡生敬意的是，突然感受到活跃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大人物，有了近距离的气息。也让我突然感受到台湾与大陆的血脉亲情。

　　在家里我几乎每晚都会看凤凰台的新闻，会看台湾的政治电视“连续剧”，看阿扁的表演、议员的打闹、街头的抗争。马英九上台后，虽然不再为台独倾向担心，但他那付儒雅的谦谦君子形象，让人觉得缺少“君”临天下的决断，担心他能否真正掌控台湾，能为台湾人民谋福祉。尽管如此，这也是隔海之虑，相距甚远。

　　马英九尽管在台湾被称为外省人，但他骨子里还是台湾人。但这次，我猛然觉得有了一种关联，这是一种自我感觉的虚幻的关联，似乎觉得张涛先生见到马英九时，也会说上一句：看见你让我想起你父亲。让我觉得和台湾，和马英九就有了某种血脉相联的亲情。回来后，我仔细读了张涛先生的《百年火花》续集中的许多文章。

　　在骨灰坛上刻写“化独渐统 全面振兴中国，协强扶弱 一起迈向大同”的马鹤凌，在台湾政治派系兰绿的光谱表中，属于紫色。是内战时与中共不共戴天的军人，也是把统一看得高于一切的中国人。马英九之所以生在香港，也是因为其父因欲促宋希濂移师滇缅抗击解放军失败，潜居重庆。其母秦厚修携有孕之身，由台来港待夫归来，故马英九生于香港。还知道秦还是马鹤凌的学长。

　　如果我说国家领导人江、朱和马鹤凌都有共同的老师，这些都与我们平民有些遥远的话，如果我将台湾的领导人马英九牵强地说我们父辈有一个共同的熟友的话，实在让人觉得有攀附权贵之嫌。不过我确实在这一刻觉得，我们虽然是两条分枝叉开，相距甚远的树叶，但它们的根都扎在一个叫做中国的土地上，让人有了血脉亲情的感受。  

　　自年少时离家外出求学之后，就没有在家过中秋节，现在有了自由闲暇之身，中秋节前赶往宜春，和老母亲一起度中秋。到宜春之后，宜春正举行月亮文化节，有些喜不自胜：恰逢其时了。既可以侍亲，又可以揽胜，一举两得。

　　杜甫曾行吟：露是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记得小时候，中秋夜端上装有月饼、花生、莲藕、柚子的果盘，全家人敬月赏月的情景。还记得有一夜，在家乡中山路上行走，猛然见到一轮皓月当空，又大又圆，惊诧不已，我痴痴地驻足良久，仰望那轮明月。从此以后那一轮明月，就跟我走遍天涯，如李白《把酒问月》中所述：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

　　这是宜春的第二届月亮文化节，并以“月亮之都”自称。我知道，这是因为宜春有一处山势呈半圆明月的旅游胜地明月山之故，借机推介，这也是官员们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一种策略，虽然有些夸张，但也无可无不可。李白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照古时人。苏轼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可见这宇宙之天体，并不属于某时也不属于某地所有。不过没有什么，日本还自称为日出之国呢，没有人会认为太阳仅属于日本所有。

　　月亮文化节有连续多天的活动安排。在宜春市体育中心，我站在广场的边缘，“眺望”了歌月的晚会；我注目有近300人肩扛长达500多米的板龙串街而过；在鼓楼谯楼——世界上最早的地方天象台之一，欣赏了著名书法家沈鹏等30多人挥毫咏月的古典诗词；在城市的近郊，观赏了国际烟花展演晚会。凑了这么多次热闹，混迹在成千上万的百姓中，印象最深的是：古人的诗词将月的意和境已写绝，今人将月的诗意和境界已泛化在一片缤纷的色彩盛宴之中，中秋，没有真正的望月之人。

　　八月十五中秋夜，宜春月躲藏在云层之中，即使露脸，人们也只会盯住那些在地上游走的火光闪闪的“龙”。在歌月会的广场，人们紧盯的是灯光闪耀，色彩斑斓的舞台，玉盘无声银汉远。更不用说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烟花展演夜了。

　　在烟花展演晚会，我不能不惊叹人的创造力。原来只有色彩变幻，自由绽放的烟花，现在能展示规整的图案。或奔放，或浓烈，或不羁，或喜庆的灿烂之花布满整个天空，人们今夕何夕的感叹，已不再来自遥天明镜，而是瞬时的享乐。在这如锦如画的天空下，我也感到飘落的细屑，那是烟火燃烬后的残余。这时我记起随着人流走入燃放中心区时两个警察的对话：走得太近会沾上满身烟灰。也记起那个入场处向我兜售门票的人：“主席台的票，500元，现售200。”我当时就颇奇怪，天空那么大，看烟火还需要这么高价的票？是此人黑票谋利？还是预知核心烟尘，及早退出江湖？

　　在烟花盛开的时候，我向外围走去，走向烟尘不染的边缘。站在这里，我看见辽阔的夜空中，烟花其实只占天幕的一角，在天上，还有一轮明月，在俯视人间的喜剧。

北京日记（5）8月22日星期五晴

　　奥运在继续，门票没有了，北京还要呆三天，这三天要好好计划。那天仲凡同学说，她开车去密云，到她那边的房子看看，当时怕时间来不及，现后悔没有答应。颐和园、长城、故宫去过多次了，也在天安门上学着领袖的样子对着广场挥过手。多次短住清华，圆明园也走熟。往何处去？颇费思量。姨父建议去雍和宫，那里有最大的木塑菩萨。这是个不错的建议。原计划中就是找几个博物馆或展览馆看看，长点知识，开开眼界。可是近在眼前的国际展览中心却无任何展出，去雍和宫，还有恭王府。
　　后来还去了宋庆龄故居。也就是这一天走过了三座王府。雍和宫---曾经的雍亲王府，宋庆龄故居---醇亲王府，再加上恭亲王府。这三所王府几经变迁，在游览指南上，如今虽然都是参观点，但游览者的心情一定各异，起码我是这样。
　　在雍和宫，才知道这是一个藏传佛教寺庙，而且是皇家第一寺庙。这座在雍正成为皇帝之前的雍王府，经过行宫和寺庙的演变，让这里既是连接中国历届中央政府与蒙古、西藏的纽带，它也成了人们世代顶礼膜拜之地。这是雍正的聪明之处。人们在这里比去故宫一定更虔诚。这里有达赖喇嘛讲经的座床，还有班禅楼。我注意到非正殿的建筑物上没有汉字。在班禅楼展出了许多藏传佛教艺术珍品。这里的木雕佛像高达26米，地上18米，地下8米，与乐山石佛，扎布伦寺铜佛同称世界之最。原来转经筒，每顺时针转一次相当于念一次经，应了不识字的藏民，而信佛的需要。当我准备拍照转世灵童掣签金瓶的复制品时，却被一位喇嘛制止了，其实我是没有见到禁拍的字样，才拿出相机的。
　　在恭王府，个个伸长耳朵听的是它的第一位主人和珅的故事：宁寿宫因模仿皇室锡晋斋成罪状；斜坡长廊没有台阶是一步登天；“福”字是皇上所赐，含有多子、多才、多田、多福的第一福字。可是说这些的人没有想到，另一面下坡也是没有台阶的，岂非一步坠地？而且藏之地底的福字，也没有保住贪官的命。和珅因了王刚在《宰相刘罗锅》、《铁嘴铜牙纪晓岚》中的演绎，使它的园林艺术、史学文化的观赏价值被大大地忽略了。也忽略了花费2亿元，还散发着油漆味的建筑艺术。忽略的还有和珅媳妇，那位公主栖身的乐道堂中的丹麦风物展览。
　　宋庆龄故居我是第二次来，宋庆龄贵为共和国荣誉主席，生前居住醇亲王的府邸花园。曲径回廊、楼堂亭榭、山石碧波、花木轻杨自是少不了的，只有一座办公和居住的小楼，没有那么多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到这里的人都有一种自觉的静穆，脚步轻移，目光轻柔。没有恭王府的噪杂喧嚣，也没有雍和宫的香火和叩拜。
　　漫步走过什刹海周围的四合院，想一窥百姓们的现状，但被带红袖章的巡逻者盯住，只有作罢。
　　一天巡视了三个王府，这是过去皇上也难做到的事。

北京日记（6）8月23日星期六晴

　　上午抓紧时间去看了大名鼎鼎的秀水街。秀水街现在已经建成了一座大楼，也是一个招牌。老伴去逛，我坐在台阶上等。这里的老外比国人多。也许因为奥运快结束。有记者在拍老外与售货员讨价还价。用英语和计算器。我也举机拍了一张。在地铁车箱，我测算了一下，起码有20%的外国人。
　　中午二表弟在全聚德请客，自然是烤鸭。我说免了，自家人不客气，而且我同学请吃就有烤鸭。他说真正的北京菜只有两样：烤鸭和涮羊肉。烤鸭这道菜1只就要186元。我注意了匾额上的聚字，看着象泵，也许钱来得象水泵抽水一样快，一样猛吧。表弟的女朋友也来了，俩人十指紧扣，按姨妈的说法，象是谈恋爱了。两位大人可以放心了，表弟的佳期可待了。

北京日记（7）8月24日晴

　　据说国贸是北京房价最高的地方，外国人聚居地，每平米高达3万元。每天都在国贸转地铁，今天去看看，能不能给勤晴小侄女买件礼物。赶到那里，时间太早，要上午10点开门，还要等1个多小时。在国贸大厦里转悠一下，看来也买不起什么。杀回马枪，到国人声称要抵制的家乐福去看看。这里倒是无所不有，都是居家过日子的便宜货，常用衣食用品，比九江还便宜。却没有能拿得出手的礼品。只好买了两件文化用品，给这个勤学爱整洁的小学生。
　　到底是号称国际的住宅小区。表弟这个单元就住了不少老外。大门保安严密，每个单元门口立着开门的服务员。29层的高楼下服务设施、绿地、健身房样样齐全。没有一根杂草，地面也不见任何弃物。在小区的休闲广场，和姨父母一家，拍了不少照片。
　　没能抽空去天津，乘城际快车，是个遗憾。
　　晚8点50，Z67北京西---南昌的车准时开动了。

北京日记(3)8月20日星期三晴

　　今天主要任务是买返程票，在一个代售点，买22日Z67次到九江，答曰：没有。问23日Z67次呢？也没有。23日到九江卧铺？有，到龙岩的上铺。犹豫了一分钟，说，好吧，买二张。只有一张卧铺。又犹豫了一分钟，买一张卧铺，一张座票。售票员再上网一查，没有了。不甘心，又跑了一个点，还是没有。24日的票要到晚上7点开票。跑一上午，空手而归。姨父说，电视上说，凭奥运门票一定可以买到返程票。午饭后，就往北京西站跑。乘公交先到北京站，再转9路到北京西站。见到一路到北京西站的公交车就上，这路车却走宣武区、朝阳区、丰台区、西城区，绕了一个大弯，1元钱的车票足足走了2小时，才到西站。

　　虽然费了时，却也等于游览了北京。这是一条沿着北京城中一条河走了很久的公交线，还经过北京南站。这条河是永定河吗？在喏大的北京城，它整治得清洁，漂亮，却不起眼，如果放在某个小城市，那就是主要风景了。在这些相对辟静的地方，迎奥运的旗帜与巨幅海报装饰着城市。所有的建筑物都修葺一新。车停在西站的另一面，这里有一巨大的雕塑：凤凰火球。我赶紧用相机拍下来。在北京西站上下车不知多少次了，没想到它的背面也这么壮观的景象。

　　买卧铺票自然失望。既然联网，一处没有，处处也没有。保证返程吗？有站票哇。只有求助姨父母了。请他们晚7点及时去网点挤票。我们7点还得进鸟巢呢。

　　到奥体中心快下午5点了，排队安检、进场大约花了20分钟。赶快找饭吃填肚子。因为规定是不准带食物和水的。有一排排的食品零售点，20元买了一份自热饭，10元一份康师付方便面。康师付是泡好水的，自热饭吃起来就很麻烦。自热饭需要将发热料、水袋、饭袋、菜层层码好，将盒盖密闭，一根水袋的拉带露在外面，拉破水袋，发热袋发热，8分钟热好饭菜。大家立在太阳伞下的小台面上，先吃的教后买的，手把手传帮带，才能完餐。

　　环顾奥体中心，确实被它的宏大气势、美仑美奂镇住了。在电视机前，在报纸杂志上无数次地展示了鸟巢和水立方，但只是到了跟前，才知道什么叫震憾。总以为鸟巢不过是一个钢筋混凝土浇注外形奇特的运动场而已。走近才知道，它是一个完全由巨大钢柱，应力结构十分复杂的巨型建筑。而且是光泽闪亮的钢柱。站在这样的钢柱前，才知道一个人的渺小，也知道人类集体力量与智慧的伟大。充满阳刚之气的巨型钢柱，编织成一个充满柔情的椭圆鸟巢，而用透光、导热的轻质新型材料做成有棱有角的水立方，端庄少女柔情似水。这是“天仙配”，董永与七仙女。对爱情外露直白追求的七仙女是水立方，董永相貌憨厚，对爱情忠诚执着有钢铁意志的是鸟巢。高耸的玲珑塔象一串闪烁光芒的钻石，见证他们不朽的爱。

　　我们的座位在M区2层3排9、10号。在起跑线处。面对兹兹作响燃烧的火炬。坐定才能感觉到能容纳9万1千人体育场的气势，才能认识到现场与电视画面之间的差异。才能认识到为什么开幕式会赢得全世界的赞誉，震憾所有的人。才有在现场不如看电视的荒谬。

　　这个晚没有刘翔的夜晚，坐我后排的观众挥动国旗高喊着全场响应的口号：史东鹏加油。我目睹了史东鹏为了中国跨栏的荣誉，奋力冲刺瞬间的倒地一滚，这是任何媒体都没有的画面。看见了田径场上为女子链球铜牌升起的国旗。见证了牙买加运动员博尔特创200米世界纪录之后的欢舞，还有9万人为博尔特提前一天祝贺22岁生日，用英语齐唱：生日快乐。

　　在这充满欢呼的竞技场，我甚至还冒出了另一个画面：42年前，我国的竞技运动场，是政治斗争的残杀场，高呼的是：打倒！打倒。

　　历史翻过了一页，这是一个新世纪。也许奥运，又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北京日记（4）8月21日大雨转小雨

　　北京的夏夜真是舒服，不用空调，不用凉席，一夜睡到大天光。醒来时外面大雨滂沱。

　　在电视中看雨中的女子20公里竞走。昨晚已经请姨妈购得了24日的返程票，放下了心来。今天午后早早地去享受奥运公园。

　　8号地铁线是为奥运开通的地铁，直接到奥体中心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中没有太多的景点，远处有一座植了树的山丘，近处有一片人工湖。出森林公园往奥体中心公园走去，一路上，布置了许多中国故事帐篷小屋，每省市一个。江西小屋中展出的全部景德镇瓷器，还看见一位学兄的大照片。台湾小屋外排了长队，里面展示的全是杨惠珊的琉璃作品。这次长了见识，原来琉璃可以做出那么精美的作品，色彩斑斓，写意写实，抒情逼真。广西小屋是展示那个多民族省份民族文化：服饰、民歌等。在一个小小的围栏前，有一个姑娘在弹月琴，另有一个姑娘闭着眼一动不动，疑似腊人。我凑上去盯着看了足有1分钟，腊人笑了起来，让我尴尬讪笑：以为是腊人。

　　公园外和中心区的广场上还有许多中外雕塑家的作品。有美国雕塑家的不锈钢作品：月影，法国雕塑家红色大理石作品：森林，中国潘松的映日等等。一只黑色巨手捏着绿色苹果的写实雕塑前留影的人特别多，尤其获得孩子的喜爱。

　　广场上有彩车巡游队伍，以五个福娃为主要形象。许多知名企业建有展览馆。我参观了阿迪达斯体育服饰装备馆，里面有各式衣、裤、鞋、帽产品，包括中国奥运军团的领奖服、神秘的锷鱼皮游泳比赛服。在通用公司前，我见到由下坠水珠空隙所形成的汉字，水幕中无水的空白处，显现出金、木、水、火、土及福字。我几乎看呆了。还有许多展馆来不及进去，快到6点。6点是手球半决赛在国家体育馆开赛的时间，买了两份面包和水进场。

　　体育馆毗邻水立方，是中国体操队收获大把金牌的福地。可是今晚的两场女子手球半决赛的4支队伍中，没有中国队。第一场是挪威对韩国，第二场是俄罗斯对匈牙利。以前经常在电视中看比赛，在现场观赛还是第一次。这项在中国不普及的运动，仍然满当当吸引了1.8万名中外观众。这是所名气远远小于水立方和鸟巢的建筑。其实它波浪形的屋面造型，还有绿色环保材料的使用，都是一流的。可是它躲在了鸟巢和水立方的阴影下。

　　挪威对韩国的比赛异常激烈。比分你追我赶。挪威啦啦队身着有兰十架的红色国旗服，占据了近500个观众席位，人手一支摇铃，鼓噪呐喊，欢声擂动。韩国的啦啦队却零星分散。赛至最后28秒，挪威队28比27领先1分，可韩国反击成功28平。可是在最后1秒，挪威又进1球。电子计分牌上显示：29比28。我看见韩国队的教练与裁判交涉，但没结果。挪威队敬礼离场了，裁判席上也无人了，但韩国队员依然坐在赛场边的运动员席没动。我外出休息，吃了一份方便面，她们还坐在那儿。又过了一会儿，她们绕场敬礼挥手告别。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

　　第二场比赛，俄罗斯队很快领先，其29号队员神勇，不断攻击得分。奇怪的是原来挪威的拉拉队员都打出了匈牙利国旗，是换了观众？还是欧盟成员间有互助协议？这次俄罗斯的啦啦队只隔他们一条过道，拉拉队员间较劲也激烈。这是在奥运赛场，不至于还有1956年事件的遗痕。但是我很快看到过道间站满了一字排开的志愿者，将他们隔离。

　　没有看完这场比赛，连续几天都是夜半回去按铃，不好意思，俄匈之战下半场没看就出来了。

　　体育馆外，水立方变幻着色形。巨型鸟巢向外透出红色灯光，夜空下显现一丝威严。实为转播台的玲珑塔，象一颗颗镶嵌的钻石变换着四射的光芒。身旁有人说，夜晚的奥体中心更显美仑美奂。。

北京日记（1）8月18日星期一晴

列车从九江经过11个小时夜行，早晨7：10分准时停靠在北京西站，我没有立即出站，而是直接到售票处去买返程票。在出口的地下通道旁即有售票处。售票处有两个安检人员，用探测仪将我上下扫了一遍才入内。但在窗口一问，只能预售21日的票。21日晚我们还要到国家体育馆看两场手球半决赛呢。那只有改天再买返程票了。

二表弟住茂华国际，按提示：乘21路公交，在军事博物馆转1号地铁，再在国贸转10号地铁，到太阳宫站下即可。在地铁站安检，只是将大小所有的箱包过一遍安检传送带，并没有特别的严厉措施。但今天是星期一，正是上班时刻，地铁里人头涌动。我们提着一个大箱子，一个纸盒，勉强挤进车厢。人和人前胸贴后背，脚都几乎悬了起来。从西站出口到大阳宫出站，大约从北京西斜穿到北京东北，前后也只用了1个小时，应该很便捷迅速了。10号地铁线是专为奥运而修建。

三姨父等在太阳宫地铁口，步行10多分钟，即到宅前。

二表弟是8年前从广州调至建设银行总行的。30出头的年纪，有了处级干部的职位。一套百多平米住房，典型的钻石王老五。姨妈夫妇每年都进京催促儿子的婚姻，今年暑假北上，除了奥运，看来这也是一项中心任务。

8月8日起，每天在家1、2、3、5、7几个电视频道乱转，专找有夺金牌中国运动员的频道。一夜半天的旅途，反而生疏了金牌榜。赶紧坐在电视机前，恰逢刘翔登场。令人错谔的画面，国人目睹，不再复述。那一瞬，我的手机信息响了，文字是：你看不见刘翔了。因为我在九江时，不无炫耀地对朋友们宣扬，我有20日刘翔鸟巢复赛的票。在表弟家，在他47寸的大荧屏前，姨妈夫妇、我们、还有大表弟的女儿，11岁的勤晴，一片寂静。大家不知如何开口。

我们是为了享受北京、享受奥运而来，没有刘翔，还有奥运。我不仅网上中签了20日鸟巢的票，在中国银行买了手球票，还网上订了巨蛋中的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赫尔辛基交响乐团的票。下午去逛北京，顺便取剧场票。

在地铁天安门西下，便到了大剧院前。巨大的金属半球熠熠发亮。走近一看，江泽民题写的国家大剧院大门居然藏在地下。大厅里有戴玉强、魏松等于8月29日—9月2日主演的图兰朵巨幅海报。但28日前的任何票都没有了。在售票处，报上身份证号就取到票。

上午听姨妈说，天安门广场因经常有活动，封场难进。今天却敞开对游人开放。广场上是由花搭建的各种景观，中间搭建的是2008北京奥运的标志。以此为背景我们在此留影，然后转身以天安门为背景照相。这是我每次到京的功课。

在去前门大街大栅栏的路上，我注意到毛泽东纪念堂没有开放。是超时了吗？还是不合时宜？

以前去前门大街颇费周折，要穿几次地下通道。这次方便多了，几乎是绕过前门就是大街。修整一新的大街宽阔整洁。建筑风格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鼎盛时期的样式，中式建筑中已经融合西洋风味，颇象我家老宅子的样子。两旁的街灯设计成鸟笼、拨浪鼓，颇具匠心。正阳门大牌楼五门六柱高大华丽，完全的中国样式，背衬大前门，是一处独有的中国风景。这是奥运前一天才整修完的大街，没有几家营业的店，满大街只有留影、摄像的中外游客。

到王府井时，华灯初上，辉煌灯火下游人如织。肚子饿了，走进地下美食城，却不知吃什么好。在北京就吃地道的炸酱面吧。12元1份，端将上来，看着别人的样子，将一碟酱和黄瓜丝等几样菜蔬一拌，咸得不能入口，大呼上当。赶紧讨了一大碗清水汤，清洗面条，勉强咽下。

回华茂的地铁上，电视播放奥运赛况。乘客有人盯看荧屏，有人翻看北京晚报。看报的乘客见我盯着报上的一栏标题：<刘翔，好样的>，说：没有了刘翔。

北京日记(2)8月19日星期二晴

应老同学周仲凡之邀，去她家做客。周是中学时期的才女，北师大化学系毕业，在环境科学院固体所领导岗位退下之后，仍在贡献。她先生李惠国是中国社科院的学术委员，信息中心主任，应属社科界顶级专家了。这些学术委员中有在报刊媒体经常现身的李铁映、刘吉、滕藤、杨天石等名字。临走时他送我一本由商务出版社出版的文集，还有由仲凡主编的专业著作。特别高兴的是，还见到小学、中学的同学，大学时期还有通信联系彭金秀。老伴说，她是你的初恋吧？我将这话转给她听时，我们都大笑起来。她在北京住儿子处，还有一个儿子在广州，有一个女儿在美国，常在三地轮流住。她说，在美国，她还曾被组织到布什的农庄欢迎江泽民主席。我们用家乡宜春话聊了许多往事，我惊叹她对小城宜春诸多事有那么清楚。我却第一次听说她有那么艰难的家庭背景和求学经历。因为我要去国家大剧院，有眼疾的彭还要从朝阳公园回海淀，所以下午近4点匆匆告别。

又一次站到巨蛋前，国家大剧院已陆续有观众候场。到处是留影的人。向大门上方绕过去，原来巨蛋整个浸透在水中：巨蛋外环绕着一个3.55万平方米的不冻人工湖。这个地面比人大会堂低3.32米的剧院，60%的建筑藏在地下，地下有10层楼高。

进入剧场不仅要经过安检，瓶装水都不能带，也不能带照相机。但手机有拍摄功能的人无不被其精美所震摄。都在不停地拍摄。

到达演出大厅前，要经过一条80米长的水下通道。波粼粼的水光和水纹在头顶荡漾。公共大厅地面是20多种颜色不一花纹各异的名贵石材，天花板却是由深浅不一的红色木材拼成。

让我遗憾的是，进入剧场太晚，有奥运邀请画展，却只能匆匆流览，还有一个展室来不及进去。高大的大提琴手等雕塑也来不及驻足欣赏。这里是一个综合艺术殿堂。

音乐厅有近2000个观众席。演奏池深陷地下，台宽24米，能容纳120人乐队演奏。池壁四周站立如钢琴键盘的数码墙。天花板似海浪冲刷的沙滩。被誉为镇厅之宝的管风琴占据了整面墙。

今晚赫尔辛基爱乐乐团演奏了西贝柳斯的交响诗：呤唱诗人及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还有柴可夫斯基的E小调第五交响曲。由竖琴吟唱的琶音清晰可闻，由大小提琴、单双簧管、巴松、园号、小号、长号定音鼓交响演奏的命运主题震憾人心。在长时间有节奏的掌声中，指挥潇洒地从燕尾服内口袋抽出指挥棒，为2千人进行了返场演出。

我担心只穿衬衣，没着正装是否合礼仪？担心看的人比听的人多。还好，穿便装、T恤的人都有，在乐章的间隙有不合时宜的掌声，整个氛围是在听一场交响音乐会。

走出剧场，夜幕下的巨蛋中星辉闪烁，蛋壳上闪显出五彩奥运五环。这就是北京奥运中的国家剧院。

　　我享受奥运，主要通过荧屏，通过荧屏来享受更高、更快、更强带来的快感。当然，还有由运动员的胜利带来的自豪感。

　　我购置第一台电视机是在1979年，价格大约是530元，是一台12英寸的黑白机，这个价格大约相当于我一年的工资。当时买这台电视机时，把10年的所有积蓄都拿出来了，还借了同事100元钱，才搬回家。那时我在彭泽一中的一座由学生宿舍改造成的住宅，要接收电视信号还不是一件字容易的事。我用一根电缆，弯曲成天线经常爬到天花板上去把那根天线摆来摆去，以尽可能减少荧屏上的滚滚雪花。

　　1988年，汉城奥运会是9月17日，天气还很热。为了避暑热幅射，当时有人告诉我，白天不开窗，可保持屋内的凉爽。结果晚上我在密闭的卧室看奥运开幕式，人差点中暑昏倒。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开幕是在7月25日。我住在九江师范车库楼上，上下左右前后全是水泥，用炙烤一词，当之无愧。只有将电视机搬出来，搁在走道上，熬过一个通宵。

　　无数次在电视画面中看到参加奥运竞技的运动员，羡慕能现场体验奥运会的观众，所以当有2008北京奥运时，就亳不犹豫地撂下订金，购买奥运门票。然而运气不太好，不仅没有开闭幕式的票，连跳水、体操票都没有中签。不过在网上买到2张8月20日有刘翔110米栏复赛的票，后来在中国银行买了一张手球票，虽然知道这场半决赛不太可能有中国队出现，但因为在国家体育馆进行，能欣赏到一场世界级赛事也不错。

　　可是几个月来，却因为火炬传递的纷扰、地震、外国领导人的出席与否、环保、安保等等，搞得心绪不宁。好象自己是国家领导人似的，操了许多多余的心事。自己反而没有原先那种完全投入欣赏的心态。连那种完全功利主义的金牌心态都没有，只想敢快平安结束，不要让中国成为西方媒体的政治靶子。

　　其实自己可能完全错了。奥运与政治脱勾，从来只是理想罢了。近60年的中国体育，从来就没有与政治脱勾过。不要说什么乒乓外交之类，仅从奥运角度，1958年由于台湾问题与国际奥委会脱离关系，到西方国家抵制80年莫斯科奥运会，华约国家抵制84年洛杉机奥运会，政治与体育从纠缠不清。或者我们通过这次做2008年东道主之后，会更理性、宽容地对待政治、文明、宗教等等差异。更加理解这个复杂变幻的世界。所以做为个人，也可以少些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多一些心平气和，笑看世界。

　　尽管在我国，没有通过竞技体育进行竞争的训练。学校体育大体是为上体育课准备的。而体育设施也多半为专业人才准备的。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都没有体验过那种需要全身心投入的感觉。只有国家荣誉的政治功利，没有个人体验到的的欣喜、懊悔、感动、眼泪、友情和称赞对手的心态。通过荧屏、通过亲身体验。

　　让自己把心情准备好，享受全世界体育精英们带给我们力与美的盛宴，享受张艺谋、张继刚们带来的惊喜。在体验欣喜的同时，也去体验感动和友情。抛弃一切烦恼，在鸟巢中做一回鸟人，在水立方外做一回镜中人，最好能在巨蛋中订到一张演出票，享受一回二张之外的艺术家带给我们的另外惊喜，去享受奥运，享受北京，毕竟有年没有到过北京了。

wwz200510@163.com

好人、坏人及其它

王文轸

　　赵君是九江一所大学的校长，已从职位上退休。有一天我从新华书店回来，公交车上遇见他，问他忙些什么，他说，整理了原来的文稿，收成一本集子，因为索要的朋友多，所以加印一些，以便分赠。我说一定送我一册，过些天，他果真打电话来，说给我送书。我说，我去取，他说，已发出，我只好由之。

　　赵君的文稿书名为《文集》，我十分敬佩，他能将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始所有的论文、诗文、材料、讲话，悉数保存得如此完整。翻阅其文，无不缜密而清晰，同时他也多才多艺之人。拜读之后，觉得真是文如其人。谦恭而严谨。

　　我与赵君从未在一个单位共过事，因为同是高校负责人，所以经常在一起开会。如果不是因为九江1998年的洪灾，我主政的教育学院与职业大学、师专也许就组建成了“九江师范学院”。结果由于申报的延误，九江高等教育的格局就成了另外一付模样。

　　这天，在我家客厅里，话题就从九江高校的建设，聊到原来校长们的行政特点、及现状。后来他说了几句话，不禁让我肃然。

　　他说：“我认为人可分为强人、能人、好人、坏人、恶人和常人。我不是能人，但是我可以做一个好人”，在退下来之后，能给自己结论为“好人”也使属不易。好人，就是具有良好的人缘，不谋求自利，认真做事，循规蹈矩的人。坏人，自然反之。话题也涉及一个自称是能人的强人。“能人”对高校的主政者来说，自然对外是社会良心，对内是学术威望，特别是体现在对学校的发展和组织管理上表现出特别的能力。但是，这个强人，却演变成坏人和恶人。他确实抓住了机遇，在一个管理盲区，使学校发展了。但在升格合并期间，将合并视为吞并。视自己为“大丘庄中的禹作敏”，以庄主自居。为维护“家天下”的利益，拉帮结派，排除异己。用所谓“半军事化”管理来整治师生，用“产业化”来运作学校。结果民怨沸腾，在几个网上论坛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之人。其恶行恶状，成为我国高校的一道奇观。酿成一桩桩几百名高校教师彻夜静坐市委市政府、上千名学生怒砸校园、焚烧校车，震惊中外的非常事件。这个曾被报纸吹捧为“铁碗校长”的人。落得人去楼空身败名裂的下场。

　　一所大学校长，被报纸捧为“铁腕”。本身就十分荒唐。大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的学术自由。即传播知识与创造知识。在一个“铁腕”统治的高校，怎能有学术自由？怎么能培养出自主创新的高素质人才呢？所以，高校与其说需要一个强人，不如首先需要一个好人。强人会变恶人、坏人，会扭曲一个学术机构的基本精神，向歧途滑落。好人，他的谦和有时会显得身段柔软，但一颗爱心能容纳各种观念，不同意见、教学方法和学术成果。犹如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梅贻琦治下的清华。

　　我曾问赵君，其名与拥有闻名世界的莫高窟、月牙泉的敦煌有关联吗？他说没有。但赵君在九江教育界一直有个好口碑，所以他能给自己下个好人的结论，很不容易。。我知道自己不是坏人，更不是恶人。因为不是能人、强人，又不敢自誉为好人，是个常人，平常之人，庸常之人，亦正如我胡乱涂鸦的文字，有些随意。所以与赵君相比之，就有些惭愧。

wwz200510@163.com

　　7月6日我从老家宜春探亲返九江，于头天买好了k302次广州至连云港的车票，当天上车时间为7:47，可是到宜春时已经晚点10多分钟，这时到宜春的火车有萍乡—南昌，和k148次北京西---南昌的列车，大约恰逢高校放假，所以车站特别拥挤，放行时人流汹涌，一个小小的宜春站，既不标明各车次候车站台，又不控制售票数量，我排在稍后，持票进检票口，检票人员可能感觉进站人多，几次欲关住检票栅栏门，阻挡客流。也就在这人群的推搡的中，我注意了一下待车站台，上面显示2站台，我通过地道，在2站台却只看见萍乡---南昌的车，我问一工作人员，k302次在哪儿上？他说1站台，等我拎着行李，下上台阶，跑穿地道，赶到1站台时，k302次已关上车门起动了。

　　望着开动的列车，立在站台，我傻了眼，这时我看见刚才也是跑错到2站台乘k148次车的旅客，站在旁边，就知道，北京西---南昌的车，也快进站了。没过几分钟，k148次进站，上车吧，到南昌再换乘到九江的车。

　　上得车来，人不算十分拥挤，但是也没有找着空着的座位。可是车箱的地板走道上满是水和垃圾：丢弃的各种食品包装袋，饮料盒，瓶等等，几乎让人无处下脚。我安置好行李，站在通道上，恰好站在有一个大人和两个小朋友坐的三人长椅前。我问两个小朋友，你们能挤挤让我坐下吗？两个小朋友立即让出了大半个座位让我坐下。这时侧后的一位年青的母亲对坐在我座椅背面的儿子说，你和这位大伯换个座，你们三个小朋友坐一起也不挤，我说不用，小男孩立即起身和我换座，我连忙道谢。后来通过交谈，得知这位女士是萍乡市上栗县电信局的职员，带9岁的儿子去青岛渡假。

　　车行十几分钟后，有一个列车员来清扫车箱，一支扫帚一路扫过，嘴里大声呵斥，抬起脚来，乱扔东西，真没素质之类。有一位旅客说，我是你们的客人，客人没素质，只是主人太差劲。这位唠叨的列车员不再吱声。

　　车到新余，涌进一大批旋客，大约都是放假的大学生，立即占满了通道。我身边站着一个小姑娘，要我帮助她将一个旅行箱递上行李架。我正在帮她搁箱，她突然大喊一声，手机不见了。我说不急，你报个号码，我用手机打打，听铃声，找手机在哪里。她说停机了无法打通，她看着自己浅浅的口袋，一脸沮丧。

　　车行至樟树，一个长相不俗的查票员一路查来。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叫人交钱补票的速度挺熟练。问到我，我拿出了票。她盯着票看了一阵，突然说，你补宜春到南昌的票，32元。我说为什么？她说，你坐错车了，车票上写着当日当次。我说，车误点，车票也可改签。她说，改签是车站的事。我说，那你们为什么让我持票上车？她居然不理我，继续查她的票。我说请把票还给我，要补票，请列车长来。她拿着我的票只重复一句：你要补票。一个车箱的旅客，看着我们的争执。这时对面来了个列车员，她对她耳语了一句什么。列车员对我说：到餐车去说。我说可以，我有不少行李，怕丢失，你替我取下，一起去。这个列车员回头对查票员大声喊了一声，他不去。就自己往后走了。我以为她去叫列车长了，就等着。可是到了南昌站，也不见人来。

　　南昌是k148次终点站。人下空了，我只好下车。我下车时向左一张望。K302次居然停在另一个站台上，我急忙奔过去，匆匆爬上这趟误了的车。我用了一个“爬”字，因为确实有林彪仓皇出逃的狼狈，站台上已经没人，列车即将开动，可是把着门的列车员，个个要我往后。我拎着一堆行李，奔着差不多到最后一车门口，列车员却要我到前面上。我说来不及了，我就到九江下，才勉强让我爬上了已放下车梯挡板的火车。火车上人已挤得几乎让人窒息，个个前胸贴后背，我脚下的行李，让车门关闭都困难。但是售货小车还是可以推过通道兜售，查票员照样走过来要我前后左右的人补票。当然也包括我。

　　我回到九江，想给铁道部长写封信，问问铁路是否同一个系统？我买了宜春到九江的票是否包括宜春到南昌段？票上有当日当次，可为什么你们让我上车？车站管理混乱，误点、误车给称作旅客的客人有何道歉和赔偿？查票员有何权力收缴我的车票？2008年7月6日k148次列车工作人员为什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地对待旅客？

　　这是一个霸道的铁路？还是铁路的霸道？

　　关于范美忠老师的讨论实在说得太多，因为自己搞了一辈子教育，一家子都是老师，所以不想对范美忠的言行插嘴。因为我无法判断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大家本能的反应会是什么。

　　对范美忠的的讨论，大致是针对他的言行。针对其言和行的人都分成了两派：肯定其言的人，是肯定他的坦诚，他承认他贪生、懦弱，在生死抉择关头，只有自己，因为我们的社会充斥着假、大、空的伪道德形象。有这么一个真小人，敢于挑战传统，实在难得，他让人们学会了自我保护。批判其言的人，是说他用所谓的“自由主义”旗帜，来蔑视高尚，贬低人类不断追求精神完美的道德情操和英雄行为。肯定其行的人，是肯定他作为一个自然人的正常反应，在突如其来自然灾难面前这是一种本能。批判其行的人，从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进行了指责。因为从法律角度，老师有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所以其行为已触犯刑律。从道德层面上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其行为已亵渎了其教师职业的行为规范，并被学生当场质问，也与谭千秋等诸多为保护学生而英勇牺牲的老师形成鲜明的对比。

　　范美忠的言行为什么会在网络和传媒掀起轩然大波？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他写的那个博客《那一刻地动山摇》，他将他的行为和思想彻底表白，而且振振有词，即使在凤凰台“一虎一席谈”中也“勇者无惧”。第二：因为他的职业。他的职业是教师。我猜测，在汶川8.0级“地动山摇的那一刻”决不会只有范美忠撒起脚丫就跑。我在网上看到有老外说，在机场，有边检跳出检台就跑。因为这是人的求生本能，我想没有什么可苛责。但教师职责就决定了，你必须保护好未成年的学生。即使是对成年的学生，在责任心和良心的驱动下，危难中老师也会义无反顾地保护他们，这也应该是老师的本能。在美国的一起大学校园枪击案中，一位老教授不就是堵住了凶手的枪口，保护了学生吗？我认为更糟糕的是，范美忠把逃生的本能当作职能，不仅做了，而且还要说，还要趾高气扬。成为一个“跑跑门”事伴所以网友们重炮猛轰。

　　这让让我想起香港的“艳照门”。艳照门事件中的陈冠希，是这起香港艺人丑闻的主角，但香港舆论对陈的炮击并没有想象中的猛烈，陈冠希也只是公开道歉，受良心谴责灰溜溜离开香港了事。一些女当事人，被传媒关注的也只是她们的婚姻危机，家庭存续的猜测。甚至道德舆论的火力都没有瞄准她们。而被法律惩处的人，是那些传播艳照的人。台湾两中学生因在网上挂艳照，也被绳之以法。为什么？做的人无德也无罪，传的人无德却有罪？我想关键是，陈冠希们做的是一种性本能，他们的乱性，虽然不道德，尤其是做为一个有公共影响力的青少年偶像，更不道德。但他们也没有打着一面什么性解放之类的旗帜去挑战传统道德。而传播这些不道德行为的人有罪。是传播淫晦物品，违法了。是对青少年不道德的教唆，对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的误导。所以传播不道德比行为不道德更罪恶。

　　跑跑门和艳照门有相似之处。范美忠的跑，出于人的本能，没有什么大错。但做为范美忠老师，就彻底错了，且不说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责任，从师德来看，既没有保护弱者学生，也没有提示学生。而且你的教育职责：传道授业解惑，传的是利之道？授的自私之业？给的是弃人之惑？为人之道、公共大业、行知诸惑，置之何地？而且要把这种不道德用一面自由主义的大旗裹将起来，涂上正义的色彩。炫耀这种失职与缺德，比陈冠希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一种更不道德的失职。

　　一个去救过灾的女人说，嫁人要嫁范美忠，我理解她在震灾之后，置生命权为第一的感悟。但因为要逃自己的命，就可以放弃别人可能保存的生命吗？确实，没有生命，也就谈不上道德、法律、责任等等更高层面的东西。但一个自私自利、蝇营狗苟的生命，寄生世界，又有何意义呢？

　　四川汶川8.0级大地震，截至27日，已造成67183人遇难，361822人受伤，20790人失踪。也就是说，有近45万人伤亡。一场自然灾害，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伤亡，是什么伤害了那么多的生命？是地震自身吗？答案却是否定的。
　　
　　有一位专家说了一句令我震惊的话：地震本身不杀人，杀人的是建筑物。以学校建筑为例四川震难，有7000多所学校校舍受损，其中：都江堰新建小学、都江堰聚源中学、绵竹汉旺武都小学、绵竹东汽小学和东汽技校、北川县北川中学、都江堰向峨乡中学、重庆凉平县文化镇中心小学、德阳市实古镇中心小学、莹华镇中心小学和中学、八角镇中心小学、洛水镇中心小学、青川县木鱼中学......尤为严重，几近灭顶之灾。都江堰市向峨乡中学一栋主教学楼发生垮塌，420多名学生中仅有不到100名获救。北川中学全校2880多名师生有1200多名师生遇难，包括18名教师子女。他们都是垮塌的教学楼杀死。被建筑物所杀。

　　然而，离北川县城15里路的邓家海元村山中的一所全国百强希望小学却在这次颠覆性的地震中顽强地存活了下来，不仅教学楼丝毫没有垮塌，而且正在该校上课的483名小学生以及教职员工都奇迹般地全部安全撤离。12日地震发生时，娃娃们都在教室里上课。意外的是，这所专为贫困孩子们修建的希望小学在强烈的震波中异常坚固，一点都没有垮塌，因此我们有了充足的时间将全校包括幼儿班在内的483名同学全撤到空地上。“我们学校，学生无一伤亡，老师无一伤亡。”这所学校名叫安县桑枣中学，有2000多名学生和百多名老师与汶川大地震伤亡最为惨烈的北川县毗邻。据新华网报道，这所在大地震中没被“震倒”的学校全靠一位名叫叶志平的校长加固了“豆腐渣”教学楼。

　　在1923年9月1日，日本神奈川大地震中，死亡人数共达14.3万人，地震时正值中午做饭的时候，炉火翻倒，由于日本当时建筑多为木结构，引发大火。仅东京下町，就有4.4万人被大火活活烧死。他们也是被建筑物所杀。 可见，地震本身不杀人，杀人的是建筑物，此言不谬。

　　我由此想到一些别的事，一些人拥有极为坚固建筑物，奢侈豪宅，却被杀了，这就是那些贪婪的高官：成克杰、王怀忠、慕绥新等人。他们是被什么杀了呢？有人说，是被我们的体制杀了。因为我们没有有效的监督体制，而使得这些公权力过大的人必然腐败。果真如此吗？那么为什么世界各国都有贪污丑闻？其他的不说，仅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这个号称“华人民主示范区”领导人陈水扁及身边的高官，有多少贪渎弊案缠身，有多少人丑闻不断呢。所以体制并不是主因。有位反贪局局长阐述了自己的反贪心得：很多贪官都有共性，即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成克杰上学之前没穿过鞋；王怀忠是要饭的出身……这些人奋斗成才，到一定位置了，却腐败了。按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年少时生命冲动被困难过度压抑，常会导致摆脱苦难后泛滥的释放。 这虽然能解释“（家庭）成分越苦越进步”的谬误，却无法偷换成相反的结论：童年越苦越容易腐败。毕竟，“贫穷也是一笔财富”。

康德说：世上有两样东西最使他敬畏，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康德的星空是什么？我想，应该是真理。温家宝总理曾写过一首《仰望星空》的诗：“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 /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 /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 /那博大的胸怀， /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煌，/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希望的心中燃起烈焰、响起春雷。”

《仰望星空》，意蕴深厚的诗，表达总理对做人、从政做事的价值思考和选择。什么是温总理的星空？我想那就是人民，就是人民的利益。如果一个人头顶没有星空，心中没有道德律令，腐败就会蔓延开来。成克杰之流，假如能够把人民的“人” ，当作屋顶，在心中盖坚固的建筑，他们是不会死在腐朽的贪欲之屋顶下。可是没有假如。所以说，人往往是被自己杀死。如果庇护我们心灵的精神建筑太脆弱，它轰然倒塌，那就会被杀死。

这又让我想起另一个杀死的群体。这是一群写诗的人。近些年来，全国各地已发生了几十起文人自杀事件。91年9月,北京大学诗人戈麦在圆明园附近投水自杀；1989年3月，又一位北大诗人海子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此后不久,又从海峡彼岸传来三毛自杀和顾城在新西兰杀妻然后自杀的消息。1996年12月12日夜，以“报告文学之父”著称中国文坛的诗人、作家徐迟在医院跳楼自杀身亡。文人的自弃轻生，这是道凄凉的文化风景。

　　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跌下狂热峰巅，走下由读者和社会供奉的神坛，陷入的低谷。形势要求文人对自己立即重新估价和定位，审时度势及时调转笔头。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个极端。某些作家在个人隐私、乳房和屁股上大做文章，稿酬丰厚。而那些固守文学清灯的大师们却无力出版文集，海子甚至为清苦的生活发愁．大红大紫和惨淡经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理想中的人文精神消逝，心理天平倒向了一边。这种伤感怀旧的消极情绪，以及对新的社会生存环境不适应，不满意，却又无可奈何，因而对一切都失去信心，将自己与现实隔绝和对立起来，这种情绪积聚到心理承受极限，就会采取自伤、自杀或伤害他人的极端方式，来发泄内心的不满、抗议和愤慨。这是当代文学人士心灵深处的极度失落和心理建筑的严重倾斜，然后倒塌，砸死了自己。
 
　　宇宙在变化，地球在变化，地壳在变化，飓风、海啸、地震，自然灾害难免，把我们的居所建牢靠，它就杀不了我们，还会保护我们。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环境在变化，把我们的精神家

废墟中崛起师魂的丰碑
王文轸

　　这么些天来，泪水一直模糊我的双眼，为那些逝去的亡灵悲泣。为那些在四川震难中，牺牲自己，奉献自己的人所感动。那些伟大的母亲、老师、战士、医生、志愿者，为挽救生命、尊重生命的一切义举，让我震撼。我无法一一描述那些电视画面。出于教师的职业原因，我将光明网上关于老师的故事，转载于此，以表达我的敬意。
　　地震的那一刻，发生的感人故事太多太多；地震那一刻，许多生命都绽发出最后的耀眼光彩；地震的那一刻，很多老师却放弃了转瞬即逝的逃生机会，用他们的沉着、冷静、机智，甚至鲜血和生命，维护师尊，铸就师魂，为不少孩子赢得了生存的希望和机会，奏响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生命颂歌，让我们再一次读懂了“师德”二字的博大与崇高！
　　不可否认，保护学生是老师的责任和义务，是无法推卸的职责，但我们也应该明白，在生命受到威胁的一瞬间，逃生是人的本能反应，教师也概莫能外。让人感动的是，在此次汶川大地震中，在众多教学楼倒塌的一瞬间，一个个平时默默无闻的老师，没有丝毫的犹豫，没有些许的闪念，毅然决然地将生的希望留给了学生——
　　在什邡龙居小学的废墟中，一位年轻女教师的身体断成两截，脸部血肉模糊，可她的双手仍紧紧拥着两个学生！人们怎么掰，也无法掰开她紧紧搂住学生的双手。这位老师名叫向倩，去年大学毕业，到什邡龙居小学当英语老师。地震发生时，她正在疏散学生离开教室。看到有两个学生手足无措，她大步跑过去，一手搂住一个，朝门外冲。教学楼突然垮塌，她和几名学生被埋在废墟中……
　　在汶川县映秀镇垮塌的镇小学教学楼的一角，救援的群众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一名男子跪仆在废墟上，双臂紧紧搂着两个孩子，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两个孩子还活着，而“雄鹰”已经气绝！由于紧抱孩子的手臂已经僵硬，救援人员只得含泪将之锯掉才把孩子救出——29岁的老师张米亚，在关键时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学生牢牢把守住了生命之门。
　　在绵阳市平武县南坝小学废墟下，一位死去多时的女老师趴在瓦砾里，头朝着门的方向，双手紧紧地各拉着一个年幼的孩子，胸前还护着三个幼小的生命。参与搜救的解放军战士说，“看得出她是要把这些孩子们带出即将倒塌的教学楼，她用自己的肩背为孩子们挡住了坠落的横梁。”48岁的代课教师杜正香，在生死攸关的一刹那，用自己的无私无畏向世人展示着她对学生最深挚的爱。
　　连日来，这样惨烈而感人的“镜头”一次又一次让我们潸然泪下:绵竹市遵道镇欢欢幼儿园的瞿万容老师“用后背牢牢地挡住了垮塌的水泥板，怀里还紧紧抱着一名小孩”；德阳市东汽中学遇难教师谭千秋“双臂张开着趴在课桌上，身下死死地护着四个学生”，4个学生都获救了，他却不幸遇难；什邡市师古镇民主中心小学一年级女教师袁文婷，为了拯救学生，青春定格在了26岁……
　　曾风何时，老师这个很光彩的职业，被蒙上了厚重的尘垢。面对物欲横流，学校也不再是一方净土，少数教师为了金钱下了海，还有老师埋怨工资低、生活清苦，把学生当作摇钱树，乱补课，乱收费，更有甚者师德败坏，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然而，更多的老师却固守着那份清贫，默默耕耘在三尺讲坛。他们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显出英雄本色，既是一种本能，更是平时优良品质的一种必然体现。
　　向倩、张米亚、杜正香、瞿万容、谭千秋……这些可亲可敬的师者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他们在生死关头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学生的壮举，有如最后一堂无声之课，展示了人民教师的职业操守，诠释了爱与责任的师德灵魂，体现了教师的良知和勇敢，以及生命的尊严与伟大，点亮了学生通往未来的希望之路。他们是新时代的黄继光、董存瑞，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目前，抗震救灾已进入攻坚阶段。地震摧毁了我们的校园，却铸造了不朽的师魂。君不见，在地震的废墟上，已悄然立起了无数丰碑，这些丰碑上，镌刻着一个又一个英雄的名字，也留下了这些普通教师们一段段壮怀激烈的故事。他们保护学生的每一种“姿势”，都将永远定格，隽刻在被救学生的脑海里，隽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老师，你的名字叫“伟大”！

　　 那年那月那日，准确地说，就是1967年6月6日。那年是什么年？是文化大革命转为武化大屠杀的一年。那月是什么月？是盛夏初始，武斗暴烈之初。那日是什么之日？是我人生经历最难忘的一日，惊险的一日，恐怖的一日。
　　1967年2月，叶剑英、陈毅、谭振林等一批老帅“大闹怀仁堂”，与康生、张春桥等拍桌子对干，这就是那年的“二月逆流”。全国从那时开始，造反派矛头指向军队。我所在大学和城市，造反的红卫兵们，4月开始在军事武装指挥机关静坐示威，并发起冲击。大学期间，我在同学眼里一直是很“右”的学生，对专业不太感兴趣，床头堆满文学书籍，经常奉读外国小说，向同学推荐吴晗的历史小丛书，吹捧邓拓的《燕山夜话》写得好。加上出身不好，1966年“文革”一来，就不是“右”，而是“反动”了，剥夺去北京见毛主席的资格，更不可能加入任何红卫兵组织。本能地对那些掌权造反的反感。为了不闲着，弄了个类似出版组织的《朝晖》社，搜集些小道消息，摘抄些红卫兵报打发日子。也悄悄地弄来几个市委领导干部，找他们谈话，帮他们写检查，想让他们过关，解放他们。到了67年2月后，文革武斗之风愈演愈烈，知道自己在学校呆不住了，就在窗外挂出白旗，4月25日，回了宜春的家。回到家里，每天给生病住院的母亲送饭。有空就和宜春地区京剧团做美工的挚友欧阳荻呆在一起。
　　欧阳荻是极具天赋的画家，66年前就有5幅版画入选全国美展，那年才25岁。他虽然年轻，家庭背景与我相似，政治上却极为小心谨慎，没参加任何派别和组织，也没戏演，整日悠哉游哉。我听他侃中国美术界的画家、画事，还有宜春文艺界的情色笑料。
　　母亲出院后，我和欧阳几乎天天在一起，白天偶尔逛逛街，看街头大字报或听两派辩论，傍晚就去秀江游泳。当年他与一个学医的漂亮女孩互有好感，要我为他的情书起草，买水果罐头和一种叫糖枣的糕点犒劳我。多年后，我将此事说给他拉小提琴的妻子听，欧阳颇为羞赧地说：当年我好“魔”。“魔”是宜春土话，蠢的意思。陆续有在外地读书的好朋友和同学回来，武汉大学的赵春生、长沙铁道学院的李汝彤、江西师范学院的杨国华(杨帆)、邹宜生等许多人，而复旦大学的梁保华，北京师范大学的周仲凡、北京地质学院的柳有根这几位好朋友，只是大串联时匆匆一晤，那个夏天，他们没有回来。回来的同学，他们在学校大都是消遥派，回宜春后常聚在我家，闲聊，打扑克、下棋什么的，因为我家在城市中心，有一个大的客厅和好客的祖母。我家就成了一个消遥俱乐部，人进人出，颇热闹。也有回来闹“革命”的，当时宜春没有高校，外地和回来造反的大学生成立了一红卫兵联络站的组织，好象名称“省大中红司赴宜春调查团” 。具体做些什么也不知道。
　　言归正传，说1967年的6月6日。这天一早，一位初中就和我同班的同学袁凯来到我家，有些紧张地说，有很多农民进城，对造反派示威，可能有危险，我在你这里回避一下。他是“调查团”的风云人物，在大学中文系读书。常在街头慷慨激昂地演说和辩论。他极聪明，读高中时象棋比赛就杀进宜春的前5名。朴克打得精确，稳赢不输。我说没问题，你安心坐吧，我出去看看。我走到街口一看，可不得了，满街的农民队伍，肩扛梭标或扁担，喊着口号，确实吓人。叫他躲在我卧室，别露面。过了一段时间，街上的口号一浪盖过一浪地飘过来，我又去看了看，街上的农民队伍越聚越多，我家独立小院不临街，但我走回来时，看见有几个可疑的人对着我家指指点点。进屋后对袁凯把情况大致说了一下，他觉得有危险。我考虑了一下，我一直呆在家，不会有人找麻烦。不过这一段时我家进进出出，来来往往许多大学生，也可能被人怀疑查抄一下。他觉得不安全，决定转移。我问他准备到哪里去？他想了很久，说，去他公公家，宜春话“公公”就是爷爷。就在市郊，袁家山，只有八、九里路远。我觉得可以，就问要不要我陪同，他说，一路走，有个伴。我俩就避开街道，抄近路，向北直奔城门洞，走过浮桥，走到郊外的青石板路上。 在那条通往乡间的小路上，我们感到了一种轻松，水田的稻秧插下有些日子，茁壮墨绿，天兰云白。我们边说边走。在路上劈面遇见一位高中的张姓同学，他用嘲讽的口吻对我们说，怎么啦？不在城里出风头，躲到乡下来了？显然，他知道城里发生的一切。我们没答话，一心往前走。远远看见一块红土坡地，有一个身影，袁凯说，那是我公公。
　　6月初，还没有真正入夏，我衬衣外穿一件翻领蓝色便装，祖母新做的，因为从学校回家匆忙，身着棉袄，没带春秋衣。同学衬衫外是一件半新的军装，这是当年顶尖级的时装，红卫兵的标准装。而他80多岁的祖父，打着古铜色的赤膊，在种红薯秧。袁凯是长孙，其父亲在城里做点小生意，估计当年出身一栏填写着“贫民”字样。不然也不敢返乡“革命造反”了。他祖父看我们去了，很是高兴。就收拾好农具往回走。走在路上，他说了几句话让我心惊肉跳，冷汗直冒。他说，“你们不读书，回宜春搞些什么？我看莫搞，林彪是奸臣，他一付奸像，林彪是虎字旁边三把刀。毛主席才是真命天子，蒋介石也不行，将军头上一兜草，是草寇。”我听见此言，和同学面面相觑，估计他也一惊。这种攻击林副统帅的话，足以将牢底坐穿。老人家和他的另外两个儿子，也就是袁凯的叔叔同住一个带天井的屋场，却是分开过日子。早晨就在锅里闷好了饭，是吃一天的掺了红薯丝的饭。中午他炒了两个新鲜蔬莱，还有一碗咸莱，三个人吃掉了他准备吃一天的东西。吃完饭，我对同学使个眼色，走到屋场外，对他摇摇头，说我们走吧。同学知道我的意思，就说，走吧。到哪里去呢？真成了个难题。我突然想到欧阳荻，他去北京观摩学习话剧“张思德”，房间钥匙交给我了。我说，去地区京剧团吧，我有房间钥匙。挨到半下午，我们又往回走。天黑时，我们摸进京剧团的宿舍。
　　这里是一个筒子楼，欧阳荻有一个单间，穿过走廊，进了那个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的房间。这幢宿舍楼不知何故，“今夜无人入睡”，平日人来人往，总是歌声亨唱或吼一嗓子的宿舍楼，寂寞萧杀。我没有开灯，俩人就挤在床上轻声说今天发生的些事，说着说着就睡着了。猛然，有一阵敲门声。有人质问，“谁在里面？”我没有吱声，“我知道有人，快开门。”随即敲门声更加急促。声音嘈杂，不止一人。我知道躲不过，就放下蚊帐，对袁说，你装睡，别起来。我拉亮灯，打开门，走廊上有三男一女，手持电筒，个个带着某组织的红袖标。我问他们，“什么事？”领头的说：“你是谁？怎么进来的？”“我是欧阳荻的同学，他要我代看房间。”“欧阳获呢？”“不是去北京观摩戏了吗。”“床上是谁？”“我邀来的伴。”“你有证件吗？” 我掏出了学生证，那领头的看了看袁凯，没再说什么，都走了。
　　其实这头头，是我小学的同学，姓孙，出身梨园世家。从四、五岁就练武功，据说为练功经常挨打，读到小学4年级，就辍学了。因为筋斗翻得好，曾入选江酉省体操队。是我国第一个能空翻720度的运动员，曾获第二届全运会自由体操第9名。很多年后想起这事，我总想问问，他是不是看到学生证，记起了我的名字，所以放我一马，没再查呢？但再也没见过他。他们走后，我抬手看了看表，凌晨2点整。这是块瑞士产英纳格表，大学二年级时，母亲从手上摘下给我的，这表当年价格是260元人民币，相当她半年工资。
　　我们再也睡不着，讨论呆在这里有无危险。这些来查询的人，是与造反派对立组织的成员，他们是否认出了袁凯？是否会带农民来抓人？这些悬疑让我惴惴不安。商量结果是：暂避是非之地，他清晨离开宜春，乘火车去南昌。袁说，口袋一分钱都没有，怎么走得了？我说到我家去要吧。说走就走，我们悄没声息地走出了京剧团的宿舍楼。出得门来是宜春台附近的沙子巷，从这弯曲下坡小巷可走到中山路，向右一拐，再走200米，就到我家了。快到巷口时，我自作聪明，觉得走大街危险，就从旁边一条小巷横穿过去。刚进入这条横巷几步，就看见地下稀稀拉拉散坐着一些农民模样的人，我心想，这么多的老表，半夜起来排队买豆腐呀。越往前走，人越多，个个都肩扛扁担什么的。心里正疑惧着，迎面走来两个人，身着类似工装的蓝上衣黄绿军裤，腰间却佩着手枪，查问我们干什么的。我说：“在京剧团工作，画布景，加班，回去睡觉。”这两人打量我们一下，没说什么，各自前行。可是我们脚下却几乎挪不开步子了，地上挤挤挨挨坐满了农民，不仅肩扛扁担，还有手持梭标的，这时我意识到，走进了一个包围圈。怎么办？再往前走是不行的，我对袁说，旁边是李某同学家，我们暂时到他家一避吧。袁点了点头。站在李家门口，我正欲敲门，又犹豫了，这种乱世，半夜三更会把人吓倒吧。我说，直接绕过房子，向南门走，去车站，爬火车，一走了之。
　　房子后是篱笆隔出的一块小菜园，一片漆黑。刚拉开篱笆门，前面一声断喝：“谁？”我俩赶紧蹲下。“谁？出来！不然开枪了！”这让我害怕。我按下袁凯，自己站起来，走了出去。前面又是一排黑鸦鸦的人群，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包围圈，这是包围圈的第二道防线。站在面前是两个没有帽徽、领章的武装人员，用一枝手枪指着我厉声问：“干什么的？”周围同时站满了手持短木捧的的人。我没吱身。“证件！”我掏出学生证。“大学生！造反派！红卫兵！”查证人大惊失色。有两人立马一左一右抓住我的胳膊和手腕。其中一个盯着我的手表看了几秒钟。“还有谁？”我仍没作声。这时查证件的人对着漆黑的菜园大叫，“出来。”袁凯这时也走了出来。
　　袁凯一出来，立即炸了锅。他们大叫，抓住了打人凶手。并用绳子将他反捆了起来。我是这次他们精心策划摧毁造反据点，打垮造反派行动的第一个俘虏，袁凯是第二个。大约抓住了袁凯这个大头目，他们没太理我。我趁他们没注意，把手表揣进内衣口袋。有几个手持木捧的人，押着我们，到俘虏营------设在县委县政府一座空置的象会议室又象仓库的房子里。我们被押着走过当年宜春几乎是唯一的大街中山路时，有两辆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轰响，对着有名的造反派据点搬运公司，呼喊“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的口号。前面是“文攻”，后面是“武围”，动员那么多的人“农村包围城市”，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学活用，“文革”中的一大奇观。
　　天亮了，俘虏营窗外有人窥视，有人大喊，“那是打人凶手！”，窗外涌来越来越多的人，问“谁？”，有人指着袁凯说：“他”。“谁？”“穿黄军装的。”“是他，是他。”我知道，袁凯从不会打人的，但抓“打人凶手”是最好借口。袁凯感到压力太大，说； “换件衣服吧”。我们将蓝黄上衣交换穿上。这以后找黄衣打人凶手的围观者，一下失去了目标，因为谁也不认识我。这时陆续抓来了更多的俘虏，是从不同的包围点抓来的。是各造反组织的头目。他们相识，互相对视。突然冲进一个人来，手握一根粗木捧，一手抓住袁凯，举棒就打。可就在举棒的一刹那，碰上了吊着的电灯泡。灯泡砰的一声响，可能把自己吓着了，也可能本来就是吓唬人，木捧没有落下来。这时走进几个管事的，巡视了一遍俘虏，把那些要犯，都隔离到另一个房间。这个喏大的房子，就剩下孤零零的我一个人。我正无所事事地打量屋顶上的横梁，猜测这房间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会怎样处置我？怎样处置袁凯和他的那些同伴？一个小伙子走到我面前，问：“你怎么也抓到这里来了？”我答；“不知道。”“和你经常在一起的人呢？”“谁？”“欧阳荻。”“他去北京观摩戏去了。”“你们俩关系好象不错。”“是朋友。”“他和我也很好。”“是吗？”“我跟欧阳荻学过绘画。”他接着说，“你走吧。”我看着他，他又说了一遍，“你走吧。”我看着窗外满大院成千上万，手持棍棒、扁担、梭标的农民，这是胜利归来的战士。我有些迟疑。他看出了我的惧怕。他说：“我送你吧。”后来我知道，他是一所中学一个派别的红卫兵司令，66级高三学生，姓刘。他陪我走过长长的台阶，走过那些挤满大院的农民，走过那些棍棒、扁担、梭标的阴影，一直把我送出宜春县委县政府大院。这是1967年6月7日上午8点。我赶到袁凯家，告诉他被抓。然后急忙回家。全家人看见我回来万分惊喜。祖父、祖母、母亲都说：急死我们了。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是昨晚在搬运公司门口看热闹的邻居告诉的。我说，我去南昌。当下就向母亲要了15元钱走了。我没有买票，绕过站台，走进车箱。当晚我住到江酉师范学院的同学宿舍，向他描述了宜春的那一夜。同学说，师院井岗山有个大会，你去说说。我拒绝了。我在南昌每天在各高校同学中混吃混喝、打扑克，看大字报。
　　直到8月，江酉乱成一锅粥，发生了抚州枪战。程世清的支“左”部队来了，我才回宜春。这就是那年那月那日的事情。回来后我问袁凯，那天他们怎么你了吗？他说，没有，写了份检讨，就放回来了。我为什么过了40年，仍然要把这事写出来，因为这位刘姓同学，在宜春的当年8月的两派的枪战中，被打死了。我一直无法证实，但确实从此没见过他。一个学美术的中学生，在那种生死政治冲突中，有一份同情和善良，是十分难得的。如果他还在，一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画家或政治家。但他消失在那个荒唐的岁月，过了许多年，我写出来，为了那些被政治狂热席卷的亡灵。为了忘却的记念。          

西藏，西藏(两年前的博客)
　　七月一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各种媒体铺天盖地报导，与德国世界杯足球赛可以平分秋色，不过大多数人沉浸在赛事的欢乐之中，关注青藏铁路的人不一定多。其实青藏铁路世界性的影响并不亚于世界杯，可能我们仅仅把它视作一项伟大的技术工程，一个旅游项目而已。
　　小时候猜过一个谜，谜面是：“东、南、北”，谜底很简单：西藏。但是谜一样的西藏并不那么简单。为什么做为佛教圣殿的布达拉宫建筑风格却与内地的大屋顶庙宇迥然不同？为什么在缺氧的高原藏胞们可以生龙活虎地生产生活？为什么有将尸块切碎喂鹫的天葬？为什么坚持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会主导转世灵童班禅的金瓶掣签仪式？酥油茶香吗？青稞酒是什么滋味？为什么艺术家们对这片高天净土都充满了敬意与赞叹？从毕淑敏的字里行间到陈丹青的线条色彩，曾以一曲《青藏高原》响遏云霄的李娜遁入空门，是接受了藏文化的结果吗？这一切都不再象文字游戏，这个谜团费猜测。
　　前几天偶然读到一本香港明镜出版社关于西藏的书，象一盘大杂烩，将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教义、信仰与观念、国家与民族、文化与生活、佛与神、僧与俗、人与鬼，全都搅拌在一起，有中国官方的重要文献，也有西方舆论的转编摘抄。有当事人的亲历叙说，也有写书人演绎揣测。可说是五味杂陈。但是在这些杂乱的叙述中，仔细地阅读，依然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沉重，我在一些抱有敌意论述中，反而读出了中华版图的神圣性，读出了社会进步的必然性。这本书可以让人从各种视觉中认识西藏，解读西藏，1959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1949年之后，我国的决策者有许多灾难性的错误，如反右、大跃进、文革，但在西藏问题上8年的等待，表现了少有的耐心与温和。这本书的名字叫《天葬》。
　　我最早认识西藏是在地理教科书中，那里有一座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而直接对我诉说西藏的经历的是我二姨，她是陕西省军区的一名军医，参加过59年的平叛，说到枪林弹雨中的经历与对和平的祈盼，让我记忆犹新。再就是两中学同学，是夫妇，女同学毕业于重庆七军医大，在西藏昌都工作，男的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却在内地工作。女同学身体不好，但坚持着。回老家探亲时，她伸出一双手给我们看，由于长期在低气压和缺氧的坏境下工作生活，指甲都凹陷下去了。男同学说：每次进藏探亲都苦不堪言，这个苦不是指进藏的公路上，而是为了搭乘汽车的等待中。为了等待进藏，在成都的招待所常常一住半个月甚至两个月。因为吃不起招待所的饭菜，只好买个煤油炉自已做饭。有一次我请他吃饭，特意烧了家乡特色菜笋干烧肉，可是他不动一筷，我挟起一些送他碗里，他说我在西藏吃怕了干菜，新鲜蔬菜是藏人的佳肴。在西藏只能吃到小白菜，五月还有胡萝卜粗细的莴笋。这是七十年代的事。今天客运列车只需48小时就可以从2千公里外的北京到达拉萨。我曾经疑惑，在缺氧的高原，怎样才能燃起机车动力呢？后来突然醒悟，飞机可以在万米高空飞翔，将航空技术稍作借鉴，不就可以解决吗？其实有些东西我还是想得太简单，冻土问题就不是天上的技术能解决，而由中国人解决了。
　　有人说现在去西藏旅游最好走入乡村，拉萨现代化程度和内地一样，包括文化娱乐和生活方式。进入乡村的藏胞家，才能体验藏文化的原生态。如果仅仅要去看布达拉宫，我有一个蹩脚的建议，去承德。那里有一座清皇室仿建的喇嘛庙，外观和结构与布达拉宫一样，只是规模小些，在顶层，我见到了象征中华文化金碧辉煌的大屋顶，是真正的镀金，在阳光下灿烂夺目。

碎片与真相

王文轸

　　晨练，慢跑。因为早，所以沿街的店铺大都没有开门。城市的底层很多小店面，以前都是卷帘门，需要从上往下或从下往上轰轰烈烈地推拉。现在改进了，大多数里面是玻璃门，外面是可以左右推拉折叠式的门。左右一推，整齐地排列，是一个整块，这个整块合在一起，往往就是经营招牌，分别写上“烟酒副食、糖果饮料”或“五金家电、水暖器材”之类的字样。下班锁门，拉开来，只看见不锈钢栅栏上斑驳的红点，那些文字已经是碎片，你根本无法辨认原来写的是什么。

　　有一天晨跑，在经过一家小店时，有了惊人的发现，在拉开的折叠门杆的被撕裂的碎片上，我读出了文字：“电动车配件，精修电动车”。怎么读出来的？是从侧面读到的。我无数次在这小店经过，也不止一次地张望并猜测这是一家干什么营生的店，然而只有店堂内模糊的暗影，因为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一直无法判断它的经营项目。这天，我在远侧，无意地张望，居然看见了那几个字，虽然有些夸张和变形，但白底红字，清晰可见。因为是从侧面看，所以那些从正面被拉成空格状的栏杆，就象聚合折叠了在一起，那些横、直、竖、撇、点的碎片就露出了真面目。这有些象历史，历史最后的书写，有时就是叠合起来的栏杆，上面写着真相和结论，而各种事件，就象是贴在漫长时间栏杆上的碎片。
　　
　　最近看到在伦敦、巴黎、旧金山奥运火炬传递时所遭遇的冲击、抢夺、躲藏的种种尴尬，藏独分子的丑恶表演，西方媒体的傲慢与偏见。让人怒火中烧。某些西方政客、媒体用人权、宗教、民主等普世价值巨大话语，或粗言暴口谩骂，象是栏杆的空格，分散在栏杆的碎片上。我们在这些碎片中读出的是什么？我们不必等待历史栏杆的叠合，再来读其真相和结论，我们可以从远侧就可以读出，西方国家某些人的恐惧、迷茫、压迫和灼伤。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对中国特色发展之路的迷茫，当中国人在全球化时代拥抱世界时感到的压迫，当中国人用热情去融于全球时感到的灼伤。

　　纵观百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大体是在战乱、贫穷、屈辱与被宰割之中，在外扰与内乱之中。中国也仅仅在改革开放以来，有三十年的稳定与快速发展。中国人用歉疚的心反省自己的不足，中国人用谦逊姿态学习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国人用谦卑的姿态将自己的目标确立为小康。西方某些人的恐惧可能源于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中国虽然是笫三大经济体，但人均占有量仍然排后。西方某些人的迷茫可能源于中国发展模式。有人觉得，一个在没有政党竞争的社会，在一个稳定政权下的发展，是对于民主体制是不可思议的。我姑且不谈中国在努力学习和模仿，那么即便是中国特色的模式，它解决了世界最多人口的生存与发展，这种成功本身不就值得研究吗？中国和西方并没冷战和对抗，这两种不同的体制，用全球的眼光来审视，这也是一种竞争，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将其摆在较长的历史长河中，让人民来选择，让历史来辩论呢？西方某些人的感受的压迫，可能来自于中国商品对市场份额的占有，对劳动岗位的轮替。中国只是做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共同游戏规则之下，发挥各自的优势而已。这种世界性的分工中，谁得到的好处多，恐怕不用我多说吧？你们对标准的垄断，对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垄断，我们能说什么？中国虽然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可是贸易永远是互惠的。这也是中国人挣的血汗钱，而且贡献给了那些进口国人廉价的享受。中国对全球的拥抱并不太紧，也不应该有压迫感。只是全球化时代智力与苦力的各得其所，日子还长呢。中国用和平崛起向世界宣示，中国用和谐社会来抚平差距，中国用和解共生来融化国殇。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13亿人口的大国。当中国有一次圆百年奥运梦想的机会，中国人用特有的热情，不惜倾囊而出，来接待全球宾朋时，某些人却感到的是灼伤。这些人就是心胸狭隘的政客。他们觉得一个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展示出的进步会戳穿他们长期的谎言。所以他们以达尔富尔、用藏独掀起一波一波的浊浪来抵制“奥运”。奥运会是一次青春的盛会，健美的盛会。选择中国，选择北京，只是国际奥委会通过民主投票方式，对主办者的一次选择。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世界的期待。法国的一份报纸说，巴黎火炬传递过程中的受阻，是给中国的“一记耳光”。那这一记耳光不是打在你们强调的普世价值“民主”上吗？打在国际奥委会脸上吗？打在世界人民脸上吗？不，都不是，是打在策动羞辱火炬传递者的脸上，因为他们站在世界的对立面。即便是你用民主、人权的大棒来打击东道主中国，那么你尊重了13亿中国人民表达对奥运支持的人权与民主了吗？

　　我用一个中国公民的眼光，从这些纷扰的碎片中，观察判断事件的真相，是否看走了眼？历史的折叠门会聚合起来，那时一定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