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到新四军风暴游击独立大队那会儿，队里派了一名“小鬼”来作我的勤务员。陪我的女记者也是派给我的。虽然这是游击队的惯例，我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头痛的问题──让一个孩子侍候我，还要让他在战场上冒险。
中国儿童有史以来在各地都三加人民革命运动。如１９１１年得民主革命，１９２５－２７年的大革命时期。１９２７年国内战争开始时，新建红军队伍普遍面临这个问题。那时就有上万名男孩加入了红军。有时，整个一家人入伍， 男人女人孩子并肩作战。
在新四军主力部队，派给这些孩子一些较轻的工作，如为军官或政委每天早上打热水，打扫房间，送信。每天他们必须腾出几小时上课学习文化。从勤务员他们可以晋升为警卫员或战士。随着这些孩子们的成长，一股新的力量注入中国社会，他们是在战争环境下张大，他们的革命观念是真正的根深蒂固。
在许多方面看，这是不幸的。但是我看不到对孩子们来说，还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如果军队的生活很苦，孩子们在工厂，小作坊的生活更苦，除了那些家境好些的孩子。中国儿童遭受着席卷中国大地之不幸风暴的打击。
我经常听说在华的外国人说，游击队里的“小鬼”是长官们用来发泄同性关系的。这样说只是他们病态头脑中捏造出来谎言。也许你会说我天真，说游击队向我撒谎；但是在军队里很少有藏得住的秘密。在这里，生活是共同的，事实上，这里是最大的玻璃鱼缸，中国战士们几乎没有不私下议论的事情。战争条件使得他们非常坦率。既使这个人没对你说实话，那个人就会告诉你真实情况。
派给我的小鬼和典型的游击队小鬼一样。他叫沈国华。他说他大约十，到十一岁，他看上去更小。以他中国孩子那种机警，他告诉我，他长得小是因为他过去要饭时从来没吃饱过，还经常生病。那是很久以前，他解释道，当他很小的时候，他在河南的老家遭了土匪。他家的房屋被烧毁。父亲死了， 母亲受伤。他的两个哥哥为了活命参了军。那场灾祸后，他成了要饭的叫花子，靠乞讨养活自己和母亲。
他记不得但是他有多大年纪。他妈妈叫他拿一只碗，站在有钱人家的门前。于是他就蹒跚着走出去在大宅门前一站就是一天。因为他不会呜咽哭泣，不会用头撞地，街上几乎没人理他。到了晚上，大宅子里才出来一个人问他怎么不回家。国华说家里房子烧了，爸爸死了，妈妈病了，他自己是个要饭的。那人给了他几个铜板，把他打发走了。
天下雪了，狂风怒吼。女记者和两个勤务兵常常在我的房间里待一整天。因为我这里有木炭火，在我们这支部队里，只有少数几个人有木炭火烤。和游击大队里每个战士一样，这两个小勤务兵身上有虱子。一天，我决定给他们除虱。我让他们在房间角落的小木盆里洗澡。我把火钳放在炭上烧红，然后在他们的湿军衣缝里烫虱子。国华洗完早，就光着身子，站在桌边看我烫虱子。一边看一边讲自己参军之前的身世。
“每个老百姓冬天都长虱子。”他说。”我当叫花子时就有虱子，后来给地主干活时也有虱子。如果你身上虱子不多，你就会不停地抓挠。要是虱子多了， 你就不觉得痒了。但是你会常常头晕。昨天，有个战士死了，因为患虱子病。他死得时候，很多虱子就从他身上滚下来爬到蹈草里。”
国华对缺乏医药的状况毫不在意。他说当年他要饭时经常生病。生病时，他就躺下，等到感觉好些再起来。有时人家会放狗咬他。有一次，狗把他的腿咬伤，留下一条长长的伤疤。
他说，“我很怕狗，我害怕它们会扯住我。” 国华的左脸颊上有个伤疤，可那是土匪烧房子时留下的。
由于没有时间概念，国华不知道他要饭要了多长时间。他见过有钱人家的孩子去上学，那些孩子朝他扔石头。他也想上学，但是不行，因为他没钱。他照着捡来的破纸上的字，在地上照猫画虎地学，竟然学会了写，一、二、三。但是后面的数字就不容易学了。他求人们教他写他的名字，人们却嘲笑他，说要饭的还想学什么写字。他是在参加游击队以后才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
可能是在六岁左右时，他妈妈托一个小地主向一个大地主说情，请求收国华当个放牛娃。地主付给他八毛钱一年，管吃管住。有时还给他一些旧衣服。过年时，他把八毛钱交给妈妈。妈妈用来给他买衣服，作冬季的鞋。
我烫完了国华军装上的虱子，国华穿上衣服，对我说，“你就是我的爹妈。”
我把他拉到我的身边，让他站在我的两膝之间，用手指梳理他的头发，帮他扣扣子。这让他感到有些窘迫。以前从来没人这样对他过。他是来照顾我的，不是被我照顾。
部队是国华的一切。是他的万古基石。他把自己学会的一切知识都归功于部队。但是他说，他参加部队时间还不长，仅仅一年，因此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听着他讲话， 看他抬着满是忧郁的脸，女记者不禁低声叫道：“真让人心疼！”
国华说着话，外面的风呼啸着刮过。他走到窗前透过窗纸上的洞往外看。暴风雪不会再刮很久，他肯定地告诉我们。因为从风声看，从雪落在地上的样子看，这风雪很快就要停了。这是从他给地主干活儿时看见过的无数次下雪天得出的经验。
我问他是怎么参加的游击队。他说，他有一次去确山（河南）， 在京汉铁路上看到很多士兵列队走过，他忽然在士兵队伍里看到哥哥。那是“坏”哥哥。他解释，他的“好”哥哥在芦沟桥事变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坏”哥哥跟他讲话， 不给他和母亲一分钱，反而说国华是傻瓜，一年才挣八毛钱。他叫国华重找个挣钱多的工作。
从士兵的嘴里，国华听到了“八路军”。说那是个好队伍， 穷人的队伍。长官不打骂士兵，大家都学习读书写字。还有俱乐部，合唱团。国华问，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穷人的队伍”呢？他就是个穷人啊，他想参加。士兵们笑话他，告诉他，八路军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于是国华去问警察，警察推开他说，八路军是土匪乌合之众。
后来， 他碰到一个胡子扒喳，破衣烂衫的老兵。又问他同样的问题。这个名叫王老汉的老兵说，国华太小，不够参军的年龄。但是只要朝北走几个月，就可以找到八路军。老王说他自己就是从一支穷人的队伍里来的。那支队伍离这儿不远。叫作风暴游击独立大队。老人笑话国华说要参军。“你知道不？游击队的生活可苦了。少吃没穿，总是行军打仗，有时一分钱也没有。”
整整一天，国华都跟着老王，不断对老王诉说，因为他小时侯缺吃少穿，常常害病，所以他长的矮。但是他不想赚钱。他能背着很重的东西，走很长时间的路。。。。在这里，地主的仆人打他，逼他干他们的活儿。。。没人帮他学习写自己的名字。。。最后，王老汉被他缠烦了， 就说，那你就跟着我走，去试试游击队的生活吧。国华跟着他来到山里。从此以后当了勤务兵。
女记者经常坐下来，帮助两个孩子学习文化。两个男孩一人有一个初级课本，是独立大队印制的。书上开始印着“人”，然后是“工人”，“农民”，“战士”， 再然后是部队的名称，日本部队的名称。然后是句子。每一页的最下边印着一个问题，供学习讨论。比如：
“农民种稻米，工人织布。为什么农民吃不上米？工人没有衣服穿？
“为什么会有穷和富的差别？”
“为什么当今穷人和富人都抗日？”
“为什么人类不能相互信赖？”
“为什么日本鬼子是世上最残忍的？”
正是这些问题，激发了战士们对日本鬼子的仇视。
“我长大了要参加骑兵部队，去打日本鬼子。”国华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每次他这样说，我就会想到虱子和伤寒病，不知道他能不能活到成为一个成年人，去带兵打仗。
不久，我有机会下去参加一个野战排，去汉口西北的湖区活动。女记者决定和我一起去。我们都感到带“小鬼”去太危险。想把他们留在驻地，我又担心虱子和发烧常常会威胁他们的健康，放心不下。我告诉国华我就要出发了。他强忍着泪水。这情境让我不忍心，于是我给大队司令员写了张纸条，请求允许我带着这孩子一起走。国华拿着纸条，象闪电一样跑了。后来，我听司令员说，他根本没有把纸条交给司令，而是闯入司令的房间，敬礼，报告，说我要求他跟随我出发！司令员有些吃惊，但是国华坚持要去。他据理力争，说他经常跟随部队夜间行军，背很重的行李。更重要的是我需要他，他熟悉我所有的习惯和需要。
司令员回答说，既然我确实需要他去，国华当然可以随我去。国华请他在纸上写下许可。立刻拿着纸条回来。我很吃惊，但是还是相信部队的决定。
于是，我带着国华去了湖区。第三天晚上，我们在离公路约五英里的一个村庄潜伏下来，打算在半夜通过公路。一群没有武器的新来参军的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还有一些背着铺盖卷的老百姓也在等着我们。这条公路是日本鬼子往大洪山前线送弹药给养的通道，因此在沿途各大村庄都驻扎了警卫部队。
天黑透了以后，我们列队鱼贯而行。一群村民来给他们刚参军的子弟送行。我记得有个老妇人站在小土包上擦眼泪。一个怀抱婴儿的少妇，跟着部队一溜小跑，对着一个男人边哭边说，“快点回来啊！” 这时，村边的一座房屋里传出亚马逊河水怒吼般的女人声音，声嘶力竭地叫着一个名字。没等她走过来， 我们已经开始急行军了。她追上我们，沿着队伍前后奔跑着，查看每个人的脸。听说她儿子偷偷跑了，加入了游击队。她在寻找他。但是部队静悄悄地没有回声。很快队伍把她甩在了后边。我们还能听到夜空里飘浮着她的哭声。
几小时后，我们来到一个村子外围，打算穿过公路。但是，队伍刚刚走到能看见公路的地方，就死死地定在原地不动了。前面约一百码远的地方，有十来个日本兵，肩挎步枪，在一幢房屋前，围着一堆篝火烤火。我们观察动静。看到几个日本兵从屋子里拿出桌椅扔进火堆里。然后满意地站在火边取暖。
我们退回到村子边的围墙里面。游击队员们凑在一起，开始耳语。我和女记者也凑了过去。他们计划消灭这些日本兵！我俩一致反对。我们刚刚走过一个日本警卫部队驻地，距离此地仅一英里。那个部队会出动从后面袭击我们。我俩还指出，我们并不清楚屋里还有多少日本兵，他们都有些什么武器。我们至多有二十五条步枪和一挺机关枪，机关枪只有两发子弹。
最后，我俩说服他们同意，绕道从几百码外的另一个点过公路。我和女记者都骑马。当我们接近公路时，远处传来卡车发动机的声音。一阵囗令立刻轻声传遍队伍，要大家疏散，没有枪的人往山里跑。我看见国华小小的身影在我前边迅速过了公路。在黑暗和困惑中，我的马窜出来向着一座半塌的小桥冲去。我和马落在一条路上。周围全是四处逃窜的身影。我的马夫抓住马嚼子就往稻田里跑。三个身穿长衫，新加入的游击队员在我前面拼命地跑。马夫竭力压低嗓子小声喊着，“抽马！抽马！敌人来啦！”
我和马跃过路基，跳进一片黑暗。这时子弹从后面打来，在星空下“嗖嗖”作响。手榴弹炸开了花。机关枪哒哒地扫射。我们听到敌人卡车引擎停下来，接着其中一辆轰鸣着向前开去。
“停住！”我对人们叫道，“敌人没过来！再跑会掉队的！”
“抽马！”马夫上气不接下气地从我身后跑来，继续往前跑。我开始觉得自己象个胆小鬼。我们正在抛弃战士们，我是我们这组战士中唯一带手枪的一个！我翻身下马，扯住吓坏了的马夫。
“我们必须回头！必须找到战士们！”我大声喊着。从马夫大口喘息的当ㄦ，我可以听到子弹的呼啸声。
“鬼子！鬼子！” 他喘着气大叫。但是他不再挣扎。我抓住他的手，我们把马牵到一家富豪的大坟包后面。两名新战士已经不见了。
战斗停止了，四周象死一样寂静。没有月光，几颗星星微弱地在天边放着光。我的马开始吃我们脚边的草。一个新战士小声说，“你的马是白的，敌人能看见！它吃草，敌人会听见！”说完，他就溜了，消失在黑夜中。
马夫这时已经很镇静，他小声问我，“下来怎么办？” 我说“等待”。我让他在坟包后面等着，我爬到坟包顶上，在黑暗中观察动静。什么动静也没有。远处是沿公路的小山丘。我侧耳细听，捕捉人的声音。我什么也没听到，于是从小坟包上下来，说。“我要发联络信号。”
“不能！不能！” 马夫叫道，“鬼子可能听到！” “我必须发！”我坚诀地说，接着又爬上了坟包。我躺下，举起双手，轻轻地击掌。没有回应。我又试，这回拍得更响点，立刻引起身后一片反对的嘘声。仍没有反应！我又清脆地拍手，远处传来小心翼翼的回应。我又试一次，又有回应。我抓住马夫的手和马姜绳，朝着回应信号的方向走去。马夫不停地说，“可能是敌人！” 我们向前挪动，不间断地继续发信号，回应声也逐渐临近。最后双方已经离得很近。我们停下来，藏在马身后。我拔出手枪，打开保险，等着。
在我们面前，从黑暗中走出三个身影。“囗令！” 对方厉声叫道，他们的枪口对着我们。
“狗球！” 马夫高兴地欢呼着跑过去，抱住来人的脖子。三个游击队员把枪甩回肩上，大笑着过来，拍着我的肩膀，差点把我击倒。
“我们打败了他们！我们打败了他们！” 游击队员们高叫着，手拉着手走过稻田。一个人兴奋地轻轻吹着囗哨，笑着说，“哎哟！我的手榴弹准准地扔在卡车里，鬼子都炸散了！都炸散了！”他转身对一个同伴说，“听着，记得不？卡车正开着的时候， 不要对准它扔手榴弹，要往它前面扔！要不我们怎么没炸着第一辆车！”
“他妈的！” 那个同伴骂道，“我们的机关枪非要卡壳！它就不能等一会ㄦ再卡，我们怎么就只有一挺机关枪。”
一边骂机关枪，一边说着对日本兵他妈不恭敬的话，我们来到了离公路三英里远的一个集镇。日本人在这里建立了伪政府，但是没有驻军。每个伪政府职员都是我们的人。大家全都出来迎接我们，政府长官站在我们的队伍里激动地谈话。
进村后， 我吃惊地看到国华失魂落魄地站在一边。他一看见我，立刻跑过来双手抱住我的胳膊，一声不响地仰着脸看我。当疏散命令转来后，国华与女记者和青年诗人罗帆一起奔逃。罗帆是我的助手。当国华听说我失踪了，他在黑夜里四处叫喊着找我，问我是否被鬼子抓去。女记者抓着他的手，要他安静。但是他说他必须去寻找我，我只识别他的声音。大家告诉他，他还是个孩子，乱跑会跑丢的，他才止住哭泣，看着周围的树丛丘陵。说，“我一定要找到她，我能回来！她来我们部队时，部队让我服侍她，要我必须照顾好她，这时我的职责。”
浓雾从湖面上飘来，从汉囗连绵不绝地向西北方向延伸，沉沉甸甸毯子一样裹盖着大地。黎明时分，我们的队伍穿过浓雾继续前进。途经每个农庄都是空的，村民们早已望风而逃，以为我们是假扮中国人的日本兵。天大亮了，浓雾渐渐消散。我们来到湖边上的一个集镇。镇上只有三，四个老头老太婆和几个孩子没跑，其它人全都远远藏进湖上了。一个老太婆敲着铜锣，大雾警报器一样尖利着嗓子对着湖面喊叫，“回来吧－－！ 回来吧─！”
人们回来了，兴高采烈地围着我们，但是令他们最激动的是看见了我。他们蔟拥着我，争着猜测我是男的，还是女的，是美国人，还是德国人，英国人。一个妇女恐惧地把她的孩子扯回身边，说，“她的眼睛象猫！”
国华可受不了这些。他站起来，大声说，“她的眼睛才不象猫呢！她是女人，她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她帮助我们的伤员，给他们喂饭，洗澡，还帮他们解大小便。”
人们听了，更加惊讶地看着我。我儿子不停嘴，继续说，“看看她缠着绷带的手！”他把我的手拉过去，“她是在给伤员洗澡时，提开水壶时烫伤的。她是我的爹和妈！你们大家谁病了， 她都会照顾你们的。”
当我决定离开风暴游击队时，我不时想起国华得过的伤寒病和持续发烧病。我决定收养国华，假如独立大队同意，国华本人也愿意的话。当然， 我知道，国华不是唯一需要照顾的孩子，但是，我知道在中国西部，有个毕业于美国的儿童教育学者建立了一所学校，主要教授科学文化。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孩子们自己动手照顾自己。学校花很少的钱，孩子们基本有饭吃有衣穿。我同时担忧，让一个外国人抚养一个中国孩子，结果会好吗？这样会不会使他与他祖国的人民生疏起来。但是我又犹豫，想在将来送国华去国外学习高级科学知识。可眼下我自己的生活还很困难，不稳定，也不安全。我怎能奢望承担这样的重大的责任？最后，我还是想试试。
于是，我去面见李先念。他是风暴游记队的司令员。当时屋里还有很多其它人在场，我就直接跟他谈我要领养国华的事。李曾经是红军司令员，更早些，他是个木匠。他和他的部队经历过很多艰难困苦，个人的事情在他看来毫不重要。他问我为什么要领养国华，我从科学教育的角度和他理论，我说，这孩子头脑聪明，善于学习科学。并举例，他会观察虱子、风、雪，读书写字学得也很快，他还会在夜里凭着看星星辨别方向。很好，李先念说。如果那孩子愿意，我也愿意，我就可以领养他。
一个魁梧粗壮的人靠着门框站着，他说他也会作我举出的那些国华会作的事情，他还知道更多关于虱子的知识，我愿意不愿意也领养他？李先念乾笑了笑，说，如果我把他们全部都领养了，倒是个不错的主意！谈话变的不太好听。
但是，这对国华来说是个严肃的问题。他问了我关于西部那所学校，他说他害怕富人家的孩子。他解释他只属于部队。我说，他可以先去学校试一阶段，再回部队来教其它人。部队也需要教师啊。他默默无言地思考着。然后说，容他与其它勤务兵商量一下。第二天，他和另一个勤务兵来见我，告诉我他的决定，“我们认为现在大家都应该留在前线，你可以在革命胜利以后再领养我。”
我再也没法改变他的决定。
在我离开湖区前，我安排我“儿子”加入了风暴游击队的儿童演出团。一个年轻的女教师负责这个演出团，半天让孩子们学文化，半天写作排爱国戏，唱歌，跳民间舞。为战士和群众演出。
当我乘的小船离开岸边，离开湖区时，我和国华见了最后一面。他和两个男孩站在岸边，在湖里洗衣裳，他哭了，向我挥手，然后一动不动地伫立着，望着我的船渐渐消失在薄雾里。
（原文载”亚洲”杂志１９４２年２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