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民主运动”，也是一场“革命”。这恐怕是植根于参与运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深处牢不可变的信念。“革命”的时代三十年前就已经结束，运动的时代也正在退出世界政治、历史舞台。为什么和平发展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话题？为什么保护环境与人类自身生存关系越来越紧密？为什么武力手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和否定？为什么民主和人权，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得那不过是一件看上去很美的皇帝的新衣？
“和平演变”是个好词。好就好在“和平”二字。如果把握不住外部力量直接干预、作用于内部的演变，那么就来个内部的蜕变。自己的蜕变升华，所谓脱胎换骨，这与“和平崛起”是极相关联的。外部力量的干预总是让内部的人精神上不很愉快，思想上感觉到束缚。特别是被外部干涉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人，对此有着极高的敏感度。事实上，外部力量的干预总是强迫中国人接受他们的意志而不顾中国人的感受，总是使变化朝着他们既定的方向而不理睬中国人的需要，总是能够满足他们的利益而牺牲中国人的利益。为什么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中国人是那么的兴奋，甚至疯狂？为什么毛泽东说倡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时候，那么多中国人热血沸腾地积极响应投身其中？我看，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外部力量，特别是在武力护卫下对中国干涉的时代结束了。“当家作主，当中国人生活，工作，说话，吃饭，甚至上厕所都不在受到外部力量的制约的时候，民主和自由才真正让中国人切身的感受到。
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也是一场和平的进程。改革开放不是革命，也不是运动，而是自上而下，由内及外的蜕变过程。这一点，世人是都认同的。所以才将改革开放看作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发展努力和实践。邓的智慧就在于洞察到世人的反映，所以用了不讨论不争论的办法，避免了各个方面争执不下的局面。争执不下是什么？就是永远都不能形成一个决策，永远都是在争论，永远都没有人去尝试去实践去做点事情。这与古代的清谈误国有相近似的地方，也是知识分子的宿命。时至今日，还有争论的必要么？
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厌倦了革命，和革命式的社会激变。近代历史上的历次革命，都宣称砸碎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新世界。而不论民国还是共和国，革命以后的现实情况都与革命前的宣传与设想相差很远。中国人民已经对革命感到疲劳。清廷逊位，至少中国北方经历了和平的改朝换代，没有流血。南方发起的辛亥革命和中部的武昌起义，事实上都不象今天教科书中宣传的那样伟大。
无数次革命，积淀下来的是对革命的思考与审慎。今天的中国人再也不会因为几句动听的话语就投身一场革命了。这就是为什么王丹先生置身其中的六四运动，没有得到大多数中国人支持的一个深层因素。所谓的海外民主运动和民主人士，都能感觉到大多数中国人和他们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还不能引起他们的反思么？而，江朱主导的继续改革、发展外贸、加入ＷＴＯ等等实际的工作，得到广泛的赞同和参与，虽然很多人在参与的同时嘴上也不停的批评。
民主革命或民主运动的提法本身就已经注定了它受到冷落的命运。革命的基础，不在于口号，宗旨，甚至不在于拥有多么强大的武装力量。革命的基础，在于民众。革命的思想要被民众接受，革命就有成功的可能，不被民众接受，就没有成功的希望。王丹先生能不能看到，现时的民主运动，就是没有民众基础。为什么没有民众基础？这一点值得所有中国人深思。特别值得倡导民主的知识分子深思。难道民主不好么？难道自由不好么？难道中国人不向往民主和自由么？
能不能发起一个由执政党内部，加上外部人士共同推动的，由执政党内部主导的，由执政党内部设计的，渐进式的政治和平变革？维新？变法？演进？蜕变？外部仅仅参与发起，而不对怎么变，变什么，变成什么指手画脚。给予执政党决策层以高度的改革自由，和宽松的环境，足够的时间，最重要的，是信任。让理智的讨论取代指责，让欢迎，鼓励，帮助的态度取代对抗。多进行思想的探讨与尝试，而摈弃互相指责，攻击，发难。让思想的火花互相激励，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无论内部外部，都要视维护和平的大局为先决条件。
长久以来，党外人士都以监督，批评的面目和态度出现的。事实证明，效果并不好。在不经意当中，双方已经站在了对立面。过大的外部压力，只是导致反弹。难道外部力量就不能够以帮助，督促的面目出现？无畏的批评，除了激起两方面的矛盾，又能有什么作用呢？有人说，政治，就是区分敌我。我不赞同。政治，就是寻找盟友，建立同盟。区分敌我导致的是残酷的政治斗争。发现盟友导致的是和平进步。两相比较，一目了然。
执政党是想改革的。外部力量也是想中国进步的。这一点，所有的中国人是共同的。分歧是改什么，怎么改，何时改，谁来主持改？都认为自己有能力带领中国人走向文明的振兴。既然现在有个执政党，为什么不让她来主导呢？
在学习经济管理的时候，老师曾经介绍了一个叫做”头脑风暴“的管理方法，可以借鉴到这里，成为政治商议的一种模式。头脑风暴的核心是互相激励思想的火花。它的规则是限制对别人的思想、建议、设计、提议方案的批评，倡导建设性意见。我们在练习头脑风暴法的时候，即要克制自己，又要宽容别人，还要妥协。一条规则，是禁止那些极端言论，鼓噪，和不负责人的信口开河。也许有人会说，这用在政治上，等于限制了言论自由。其实，头脑风暴保护了言论自由。因为根据规则，可以提出建议，可以提出自己的方案，可以充份发挥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而不可以发表以批倒别人提议为目的的言论。如果一个人的言论仅仅是批判别人，没有自己的提议，那么结果是永远没有提议，永远没有决策。允许肆意批判别人的提议，就等于扼杀了集体的思想。结果是没有人提议，因为人都会感受到没有保护，没有保障，也没有意思。即使批判别人的人有自己的提议，如果允许别人对他的提议进行批判，那么结果也和他批判别人一样，他的提议也很快会夭折。这样，我们就看到两个后果，一个是没有方案，一个是没有人再敢于和愿意提出方案。第二个后果尤为严重，这等于限制了思想的创造力与自由。这是中国人！
议而不决的现象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人集体行事往往给人以一盘散沙印象的原因。
台湾议会，谩骂攻击，上演全武行，皆因无限夸大权利与自由，而缺乏有效的约束。钱穆先生《湖上闲思录》之“自由与干涉”一节，有这样的分析：“若你的自由，以别人的自由为界限，这便是你的不自由。若别人的自由以你的自由为界限，这又是别人的不自由。”钱穆先生的意思，是自由在相互间要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他引用中庸的话语“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来解释自由与干涉之间的调和。我认为，这种调和，就是制定规则，共同遵守的规则。头脑风暴的方法，限制批评攻击，鼓励思想创新，这才是自由，而且是彼此的自由，大家的自由。
我曾经于外企工作，日本公司。中方的员工，在日本管理人员的安排下，开会讨论如何扩大销售，推广市场。每每这样的会议都不了了之，最后连日方管理人员也”知趣“的放弃了。而我们的销售和市场推广则每下愈况，最终，日本总部决定撤出中国市场。大家另谋职业。我最深的印象是，每一个建议，都被无情的否定了。谁的提议都有缺陷，都不能避免别人的批评，也都不能得到执行。那么我们执行什么呢？没有。我们各自为战，自己给自己制定策略。公司除了统计销售量，分析销售数字，没有实质性的支持，因为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经过讨论批准的方案。我也曾亲眼见识过日本公司的会议，主持人端坐首席，低首凝思，各位职员面容凝重，抱臂不动，一言不发。这样的情景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甚至连续几天。有人觉得日本人是疯子，是傻子，没有工作效率，浪费时间。然而，日本人的工作效率是数一数二的，世界闻名。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头脑风暴。没有新的建议，这没什么。如果允许肆意批评，就断绝了思想。那比没有新的建议更加可怕。主持会议的人也不强迫人人必须发言，必须提出建议。思想完全是在一种自由的，没有压力的，受到鼓励和保护的环境里缓慢滋长。中国要有这样的环境。要用规则来保护和保证这样的环境。
王丹先生谈到，“中国在国家与社会两股力量的拉扯中，社会力量成长，国家力量后退。”我看这里的“国家力量”，是指执政党的内部，“社会力量”，是说相对于执政党的外部。我必须说，王丹先生，身在美国十年，对于中国大陆的社会与政治观察还是非常敏锐的。而执政党的内部力量在高度集中和统一的背后，也透漏出不同的光芒。王丹先生说的“显示社会力量得到彰显，也让我对中国抱有希望”，我认为这指的是中国的民众基础。单就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力量，很快会因为新生的中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力量的成长而显得弱小。将资产阶级吸收到执政党内部，正是执政党自我蜕变的一个方面。这也就避免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可能性。
王丹先生提到的“再等一等，时机到了一起动手”，让我深深的忧虑。
最后，想提一下香港特首曾荫权曾经说出的非常值得深思的话：抗拒与国家融合的心态。他指出的不仅仅是香港很多人回归以后的普遍心态，也是很多中国人的心态，特别是站到执政党对立面的很多中国人的心态。